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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4
阿伦特与肖勒姆通信四封/陈高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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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与肖勒姆通信四封

陈高华/译

 

译者按:阿伦特1963年发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引起了一股争议浪潮,其中涉及犹太人的文字,更是让其犹太同胞倍感愤怒。就此,其老友肖勒姆曾就此给阿伦特写过信,阿伦特也回了信。此一书信往来翌年发表于Encounter(《交锋》)上,这里的译文取自A Life in Letters, 1914-1982/ Gershom Scholem,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nthony David Skinn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肖勒姆致阿伦特

 

亲爱的汉娜:

 

自从收到你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1]以来,已经六个星期了。现在才给你回信,是因为最初我没法用心阅读你的书。只是最近我才理解它。在这里,我自己并不关心你是否还原了一切客观事实或历史事实。就我所能够评价的一些细节来看,这本书有不少误解和错误。许多批评——而且还会有很多——会关注事实的准确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我要说的重点。

你的书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方面是犹太人及其在大屠杀中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艾希曼及其责任。许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犹太人这一主题,研究了不少关于这一主题文献。我非常清楚——而且这些事件的每一个反思的旁观者都可能清楚——这一问题是何其严重、如何复杂、远非清楚明白,以及其不可简单化。犹太历史(过去五十年来我一直专注于此)的诸多方面几乎难以免于这一深渊:生命恶魔般的衰败;面对世界的不安全感(与虔诚者的安全感相对,令人困惑的是,你的书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以及与卑鄙和贪慕权力混合在一起的缺点。这些一直都存在,如果它们在大屠杀时期没有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这才真正奇怪呢。这发生在1291年以及之后的灾难时代里,就像它发生在我们今天那样。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不认为我们的世代能够同意任何与历史判断相似的东西。我们缺乏必需的真正距离,它能够激发审慎的品质。而且,这些问题依然继续强加给我们。以色列年轻人的质问具有真正的价值:“他们为何让自己被屠杀?”人们从开始就一直给出的回答不能简化为套话。在每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是涉及到你选择的焦点时,你的书只表述了犹太人生存的缺点。而且就确实存在着缺点这一意义上来说,在我看来,你的重点完全是片面的,只留给读者狂怒之情。然而,你造成的问题却是真实的。那么,你的书为何会引起那些承认这一点的人的辛酸和羞耻呢?——不是为作者所论及的主题,而是为作者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我有一个答案,我无法隐瞒它——若只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你。它将阐明何物处于我们之间。那就是你在论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主题时所使用的无情的、完全恶毒的语调。在犹太人的语言中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然而非常具体——犹太人称之为ahavath Israel,对犹太民族的爱。我亲爱的汉娜,你,以及许多来自德国左派的知识分子,身上已无这种爱的痕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诸如你们那样的阐释要求过时的客观和彻底的对待——尤其是在杀害了我们民族三分之一人口的凶手的情况中,这种深刻的感情必须起作用,必须有力地唤醒。而且我只把你看成这个民族中一员。对于你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完全不理解,我指的是你书中常常使用的轻率的英文。这对于你的书所论及的主题来说不合适,完全不合适。在对待这一主题时,难道没有“情感触觉”这一谦恭的德语表达的位置?你也许会笑;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是认真的。你书中的许多段落折磨着我,在我看来,最清楚不过的例子就是你对华沙犹太人区买卖具有犹太人标志的臂章之情形的描述;此外还有你对利奥·拜克(Leo Baeck)的评论,“他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眼中都是‘犹太人的领袖(Führer)’”。在这一背景下,你运用一个德语的纳粹术语说得过多。比如,你没有简单地、无须引号地称之为犹太人的领导者(leader),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合理,而没有任何恶毒的意味。你说的这件事就最为气人,也完全与事实不符。我曾听到或读到的任何一个把利奥·拜克当作领导者来谈论的东西,都绝不会像你的书那样把读者导向你所认为的意思。和你一样,我也读了阿德勒关于Theresienstadt(地名:通向奥斯威辛的门户——译者注)的书。关于此书可说颇多。但是我没有发现作者曾以这样的方式刻画或间接地描绘拜克,尽管这位作者充满愤恨地谈论我同样阅知的人。我们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可以由于那些罪有应得或将会罪有应得的负面人物而玷污吗?——如此大规模的悲剧如何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是,以这样一种完全不合适的语调来讨论这一问题(在你的书中,与你用来讨论犹太人的不幸的语调相比,你提到那些德国人的利益时所用的语调更令人厌恶),就不是展示这一悲剧的真正维度的方式。

我在你的书中没有看到任何对于犹太人在极端境况下——此种境况我们都没有经历——所作所为的公允判断;相反,里面的观点更像是煽动性的、扭曲了的大话。今天我们有谁能够说在那种境况之下“先辈们”(或者任何对于他们的称呼)应该做出何种决定?我不知道,我与你一样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然而,从你的分析中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一种印象:你的识见远好于我的无知。犹太委员会(Jewish Councils)确实存在。它的成员中有无赖,也有圣徒。我看了许多有关这两方面的资料。其中也有许多普通人,就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被迫在这种永不会重现也无法重构的境况下做出决定。他们做得对还是不对,我完全没法判断。我无法假定去做这样的判断。我不在那里。……

对于你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即艾希曼的罪行,或者说艾希曼应该承担多大程度上的罪行,我无话可说。我读了法官对于控告艾希曼的裁决,也读了你提出的替代文本。我觉得法官的阐述比你的论证更让我信服。你的结论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充满着不合逻辑的推论的典型。你的辩护对于数十万的人,甚至数百万的人都有效,你最后的判决也会易于为他们所接受。而且惟有你最后的判决为艾希曼的绞刑提供了辩护,因为在这一论文的较前部分,你详细解释了在你看来为何起诉在一切基本点上没能证明其应该证明的东西,对此,我不能苟同。这里我愿意提到,我除了在一封写给总统敦促其不要执行死刑的联名信上签名之外,我还用希伯来文写了一篇文章,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执行死刑是受到历史的误导(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关于德国人的看法)——即使艾希曼在任何方面都达到了死刑,也与起诉的量刑一致。我不想用这封信来讨论他的判决。我只是想说,你把艾希曼描述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皈依者,这只有在那些像你那样的、对任何与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事情都充满着无名愤怒的人那里才是可以想象的。我无法认真对待你书中的那些段落。它们只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嘲笑——我真担心,这就是你的主要观点。我不想牵涉到里面去。

在读完你的书后,对于“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这个观念,我一点也不能信服。如果按照书的副标题来看的话,你是想发展这一主题。这一庸常性更像是一个口号,而不是某种深刻分析的结果,在你关于极权主义的书中,你在非常不同的背景中呈现了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深刻分析。显然,在这一切的背后,你发现邪恶并非是庸常的。你之前分析得非常精彩、很有见识地证明的根本的恶,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堕落为一个口号。如果它要不只是个口号,那它就必须求助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政治道德和道德哲学的地基。非常遗憾,我把自己真挚的友好之情给了你。对于你这本书中的论点,我没有任何肯定的话要说。我期待是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你的第一本书之后。

                                    格哈特

                                    1963.6.23,耶路撒冷

 

阿伦特致肖勒姆

 

亲爱的格哈特:

 

我八天前回到家,就发现你的信。你完全明白五个月不在家会是个什么样子。确实,我在第一时间给你回信,尽管可能并没有尽我所能地详述。

你的信包括许多毫无争议的主张——我说毫无争议,是因为它们完全是错误的。我将从这些问题主张开始,由此我们能够转到值得讨论的问题上。

我不属于“来自德国左派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点你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年青时并不相识。这不是一件值得吹嘘的身份。实际上,我很不情愿说,尤其是自麦卡锡时代降临到这个国家以来。只是在此之后,我才认识到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的重要性。我年轻的时候,感兴趣的既不是历史,也不是政治。如果一定要说到我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德国哲学。

可惜,我无法说你不了解第二点。“我只把你看成[犹太]民族的一员”,我想你写下这句话时很动情。我不仅从未以另外一种身份行动,而且我甚至从未感觉有这样做的必要。这就好像说我会认为自己是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易言之,这纯粹是一种精神错乱。当然,我知道这可以是一个犹太人的问题,但它从来就没有成为我的问题。甚至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也不是问题。我是一个犹太人,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去改变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让我们来看真正的问题。结合刚才所说的,我从对犹太人的爱(ahavath Israel)开始(顺便说一下,如果你能告诉我这一措辞何时开始在希伯莱语言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何时首次出现,等等,我将非常感激)。你说得非常对,我没有这种爱,原因有二:其一,在我的一生中从未“爱过”某个民族或集体——既没有爱过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也没有爱过工人阶级,以及任何别的可能存在的集体。事实在于,我只爱我的朋友,而完全无法拥有任何其它种类的爱。其二,这种对于犹太人的爱令我难以置信,因为我自己也是犹太人。我不爱自己以及任何我认为属于我的存在的本质的东西。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给你讲一次我与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之间的谈话,她严重缺乏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意识,对此她加以辩护,她大概是这样说的(确切的话我已记不清了):“当然,你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不会相信上帝。我相信犹太民族。”在我看来,这个说法非常恐怖,以至于受惊到无以应答。但是,我可以说,犹太民族的崇高曾一度在于其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是说,它对上帝的信与爱远甚于其对上帝的怕。然而如今这个民族只相信它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爱犹太人,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属于这个民族,这是事实。

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那我们就要讨论爱国主义这一话题。我们都赞同,若没有对抗和批判,爱国主义就不可能。在这整个事件中,我可以向你坦承一件事:我自己的民族所犯下的不义行为比其他民族所犯下的不义行为显然更让我愤怒。此外,实际上“情感”在政治中的作用让我觉得非常可疑。你和我都知道,那些报道了这些事实的人都被谴责为缺乏“情感触觉”。……

如果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已经忘了他们应该避免听到人人从一开始就信奉和雷打不动的意见,那你就可以认为我的书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嘲笑”。一位很有才智的犹太友人很天真地对我说,最后一章(论法庭的权限和绑架的正当性)[2]尤为亲-以色列,这当然是对的。但这让你困惑,盖因你没有想到我的观点或我的思考方式——易言之,就是我的独立。我的意思是说,一方面我不属于任何组织而只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另一方面一个人必须自身思考,而且无论你可能如何反对我的结论,除非你认识到它们是我的结论而不是任何别人的结论,否则你无法理解这些结论。……

最后,我来谈谈唯一我俩都同意的一点。我很高兴你能发现这一点,就此我想说几句。你说,我已经改变了看法,如今不再谈及根本的恶,这一点你完全正确。我们好长时间未见面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已经谈论到了这一点。我搞不清楚你为什么说“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这个短语是一个口号。就我所知,之前并未有人用过这一短语。但这并不重要。事实是,如今我认为每一事件中的邪恶都只是极端的(extreme),而从来不是根本的(radical):它没有深度,因此也没有任何魔鬼的性质。邪恶能够损毁整个世界,就像在表皮迅猛泛滥的海绵肿一样。惟有善总是深刻和根本的。然而,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在这里我并不想讨论这一点,因为我打算在不同的地方更为深刻地来研究这些问题。……

 

                                                            汉娜

                                                            1963.7.20,纽约

肖勒姆致阿伦特

 

亲爱的汉娜:

……我关于你属于犹太民族的说明和有意强调,其意思与你所给出的恰恰相反。对于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属于近来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联盟”的人(而且,你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人可不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反驳——就是说,那些人认为他们与犹太民族断绝了关系,或者说,那些人只要一有可能就想着跟犹太民族断绝关系,等等。我提到这些,是想表明我认为自己不属于那些把你看成这样一种人的批评者,相反,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只要一谈到与此主题相关的事情,你就非常暴躁和紧张(这当然可以理解),就想着立即回应你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包括我在内——说成是从一开始就被操纵的一个有组织运动的受害者。你似乎把我看作这一运动没有怎么受到伤害的受害人。而我非常怀疑在以色列方面是否“发动”了这样的一个运动(我对此能够有所了解)。你的书在如此多的读者那里引起的辛酸,完全无需这样一个有组织的支配,就有许多文字表述。……

我关于绞死艾希曼的看法,也与你不同,尽管我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你)会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不现实。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让德国人那么轻易地面对过去,然而对艾希曼执行死刑事实上就是如此。当以色列人绞死了艾希曼时,德国报林(不仅仅德国)里掠过了一阵终于解脱的巨大叹息声。如今他成了所有人的替代品,而且还将会这样挺立下去。这一想法让我感到深深的不安。签署这封信的人考虑的不是仁慈;相反,他们都想着不执行死刑。

这些天里,我们两个总会有机会讨论遍及于官僚制中的邪恶及其庸常性。尽管你认为很好地对其作了认证,但我一点也没看出来。这种邪恶也许存在;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在哲学上就要对其进行不同的思考。我没有描述艾希曼,比如他身着党卫军制服来回踱步,津津乐道于每个人在他面前因恐惧而颤抖,比如像你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他是一个庸常的男人,无论这是不是出于讽刺。我对此决不赞同。对于纳粹人员及其在犹太人面前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和访谈,我也有足够的了解——尽管行为得体——,我不会相信这些无害的事后重构。只要这些事情还有些乐趣,这些男人们就享受着他们的邪恶。当然,在纳粹党垮台之后,这些人的行为也就不一样了。今天已经写得够多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就我的论卡巴拉[1]的书写点评论。正如你已然注意到的那样,我在此书中论述了过多的内容。

 

                                  格哈特

                                  1963.8.3 耶路撒冷

 

阿伦特致肖勒姆

 

亲爱的格哈特:

……你再次误解了“恶的庸常性”这一观念。它的意思不是把邪恶变成了某种庸常的或无害的东西。恰恰相反。邪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关键的是这些完全普通的人,他们在天性上不善也不恶,却能够带来如此大的毁坏。

我最后一次表明:我认为,艾希曼的死能够“使得德国人能够轻易地面对过去”,这不过是一个虚构的谣言。即使它不是一个虚构的谣言,它也不是一个有根据的论断。在说了和做了一切之后,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而审判一旦开始,就必须遵循法制的规则。真正的问题是:在谈论这些问题上,法律手段到底有多大用处?所有的政治考虑,不管其与那一方相关,在这个问题上都只会有害。审判不是要去创造历史;而是要表达正义。死刑一旦被宣判,为了追求正义,就无法不去执行它。唯一反对执行的理由,则是对死刑的原则性反对,你和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这一主张(正巧现在布伯以此为理由)。

祝你欧洲旅行愉快,

                                          汉娜

                                          1963.914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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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的是肖勒姆的《论卡巴拉及其象征主义》一书——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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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个关于恶的庸常性的报道》

[2] 阿伦特指的是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诱绑艾希曼一事。



发表于23:25:19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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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shougou (http://www.sougougsogo.cn) 发表于2009-02-07 22:52:51

别人家书都被搬出来了?


shougou (http://www.sougougsogo.cn) 发表于2009-02-07 22:49:53

别人家书都被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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