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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23
《罪与罚》中的唯意志论哲学与终极诉求/李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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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中的唯意志论哲学与终极诉求

 摘要:通过对《罪与罚》中的犯罪主线分析,拉斯科尔尼柯夫依靠历史理性的哲学与唯意志论超人思想为行动及辩解基础实施犯罪,以恶的手段实现某种历史目的论。这背后的预设正是终极价值缺乏背后的狂妄试图。陀思妥耶夫斯基尝试以这条犯罪主线引出意义的寻求与救恩问题。

关键词:历史理性  超人哲学  目的论  拯救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展示出一条关于在历史恶的此在中如何理解恶的事实与手段以及价值拯救的问题。正如在所能代表他最深刻思考这一哲学问题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面对恶的此在这一主旨一样,《罪与罚》中同样由犯罪主线构建成哲学问题引发的焦点。正如罗赞诺夫(Rozanow)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困扰的问题在于,以信仰去关注恶的存在:“由于自己大脑的概括性格,他带着全部兴趣关注恶,这恶隐藏在历史地产生的生活的一般建制之中⑴。”即如果不能解释恶的问题那背后的根本疑惑,生存论及终极价值凭靠的一切可能性将无从建立和面对。

对于他塑造的拉斯科尔尼柯夫这一形象则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在阅读过程中,不难发现这一形象与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此外包括尼采的意志论哲学之间都具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拉斯科尔尼柯夫因贫困而遭受高利贷老太婆伊凡诺夫娜的盘剥,而这位高利贷者本身便象征了恶的事实法则,冰冷而残酷。后来拉斯科尔尼柯夫在小酒店里听到一个大学生和青年军官谈论着那位高利贷老太婆:“年轻的新生力量因为得不到帮助而枯萎了,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到处皆是!成百成千好事和倡议可以利用老太婆往后捐助修道院的钱来举办和整顿!成千上万的人都可以走上正路,几十个家庭可以免于贫困、离散、死亡、堕落和染上花柳病——利用她的钱来办这一切事情。把她杀死,拿走她的钱,为的是往后利用她的钱来为全人类服务,为大众谋福利。你觉得怎样,一桩轻微的罪行不是办成了几千件好事吗?⑵”而这样的观点也让拉斯科尔尼柯夫吃惊,他心里说这与他自己是“完全一样的想法。”

在这里,恶的手段被赋予了极大的意义,它本身的实现是为了更大正义的实现并成为其先决条件。显然,传统东正教语境中的宇宙论上帝的拯救及正义秩序被剥夺了,剩下的是由人来肩负的建构正义的使命。这时,人不再是支配中的受动者,而是成为立法者。恶的事实具有最高的现实力量,因此立法者为了实现某种历史中的目的(他所认为的正义)便必要协助于这一有力的力量手段。在这一语境中预设了恶可以促成历史中成为目的意义的正义实现的可能性。

当黑格尔构消了基督的上帝而代之以“理念”与“绝对精神”的呈现以后,历史型态的目的论被解释成为一种历史理性意义上的上帝之在场,通过二律背反的历史上升,最高精神的目的通过历史向人类显现。而这无疑是于恶的此在性之上实现其目的 理性。E.卡西尔看出了黑格尔历史理性的实质:“他不打算清除历史世界中的邪恶、苦难和罪行。所有这些都被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他却承担了为这个冷漠残酷的现实辩护的任务……在黑格尔的体系里,历史就不仅仅是上帝的启示,而且也是上帝的实在:上帝不仅有‘历史’,而且他就是历史⑶。”

显然,历史理性的进程正是必要建立在一系列苦难与充满血泪的事实基础之上的。或者说,恶不仅不可消除,它甚至是历史背后那个“精神”最终实现其目的论的正义工具。这一思想无疑与后来的马克思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斯科尔尼柯夫试图借助恶的手段去实现其正义的思想无疑也与黑格尔之间有着精神质素层面的一脉相承关系。

拉斯科尔尼柯夫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构合体,换言之,他相信恶的力量,有强力意志,但却在其个体的人格养成中具有很多不够“历史理性”的气质。他在大学念书时曾拿自己仅有的一些钱帮助一个穷苦的肺病同学,当那个同学病故的时候,他又照顾了亡友还活着的多病的老父。老人死后,又替他料理后事。他还在五角街一所房子里发生火灾时救出两个小孩,并因此被火烧伤⑷。甚至他对马尔美拉陀夫家的帮助等行为也都透露出这种色彩。而他的这种气质反过来可能促成他为了比这些正义更高目的之实现而选择骇人手段的可能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本中试图向我们暗示这种历史理性背后的强大力量与形上感觉。而这正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某种怀疑论主题构成了重要的对应关系。在这部小说中,二哥伊万似乎继承着更多拉斯科尔尼柯夫的精神气质。但他的生存感觉更多投射到形而上的问题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似乎与加缪更接近,他说愿接受上帝而不接受上帝的世界。这背后洞出深刻的虚无体验。然而伊万所拒绝这个世界意义的基础却与拉斯科尔尼柯夫恰恰相反。他看到了历史理性妄图在血泊的奠基上建起大厦的目的,而这令他不能接受:“我受苦受难可不是为了用自己,用我作的恶,遭的罪作肥料为别人栽培未来的和谐?”“你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摧残一个——总共只有一个——小小的生命体,就算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自己胸部的小女孩吧,用她的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告诉我,别撒谎!⑸”

从作为人纯粹个体的价值意义上讲,那个被献祭给历史理性作肥料的小女孩与高利贷老太婆都具有相同意义——恶的此在法则试图通过牺牲这些个体去建立可能的和谐与正义。所不同的是,《罪与罚》中的这个犯罪人格在进入《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便忽然转换成拒绝黑格尔的价值虚无者。因而世界在这位伊万的眼中则更显苦涩。实际上,体认恶的铁血法则与否构成了这两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乎“犯罪”主题背后哲学思考的“同体的两个面,”截然相反的对待历史目的论的态度源于同一个问题——如何面对恶的此在性。

                             二

既然恶的冰冷法则支配了世界与历史,那么就完全可以从历史之中去寻求黑格尔式的“时代精神”,并成为奠定新正义的立法者。而这,无疑正是拉斯科尔尼柯夫的思想态度。他在《定期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有一些人拥有“犯罪的权利。”

在他看来,莱库古(古斯巴达立法者)、梭伦(古雅典立法者)、穆罕默德、拿破仑等都是罪犯。但是这些强有力的巨人们却在历史中制定了新的立法。“他们绝大多数都要求为着美好的未来而破坏现状。但是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依我看,他也能忍心去踏过血泊⑹。”  

他认为这些充满能量的巨人们用强有力的手腕突破历史,制定了新的规则与奠基石,因此他们恶的手段是成就其伟业的必须。而正因如此,所以他们这些伟大的圣王们具有犯罪为恶的特权。显然,恶的体验只会是柔蚁般存在的众生们所感到的,而对超凡圣王们来说,他们早已超越了被构建出的善恶范畴。这些人显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唯意志论的超人行列。

构消了价值本体论的超验者存在,价值与意义成为真空。在冰冷的客体世界中,价值成为虚无。于是意义将由人来构建。而康德式的绝对律令也早已被构消——道德成为相对主义的产物。因此,一切皆为允许!“从这一切得出的确切结果真像是说:‘一切都是允许的!’因为客观道德规律并不存在。既不可能有罪犯,也不可能有罪行。受我的心灵指使任何行为都是有益的,都对我有好处,如果它能使我得到满足,即使吃人也行⑺。”由主体精神自由构建的一切意义都由主体意志支持而展开,个体将由其主体性来规判“正义”。如果这位巨人圣王认为吃人有利,那么这个行为即成为合法。

在这里,拉斯科尔尼柯夫表明自己要成为拿破仑一样的伟大超人,充当了这位通过吃人——或许把其它个体变为培育历史理性肥料来实现其最高价值的立法者角色,他立法,并施刑,在于他自信巨人圣王们有权利这样做,去实现绝对精神。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说:“拉斯科尔尼柯夫曾力图尝试:人能否通过自己的理性智慧来解决现世中的恶……拉斯科尔尼柯夫根据理性法则分析历史中的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有权利跨越这一界限,涉过血泊,按自主的意志做自己应该做的……’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超凡人有权革除凡人(顺从生活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是历史理性的障碍……成功了,杀人者是恩人,失败了才是恶人,恩人和恶人没有实质区别⑻。”而这里也正可对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思想。伊万对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乜尔加科夫多次施以这种观念的影响。后来斯乜尔加科夫杀死了老卡拉马佐夫。他说自己正是受了“无所不可”的影响:“您教我的这个道理完全正确,当时您对我说过许多这样的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也就没有任何道德可言,那还要道德做什么?’⑼”与拉斯科尔尼柯夫的区别在于,后者拒绝恶的世界,否弃历史目的论,却因终极意义虚无而“无所不可”。从这二者高度惊人的思想一脉相承性来看,困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的核心正是聚焦在超人与上帝的这组张力之内。如果拯救论意义上的超验者存在,则人自由的主体性成为罪恶。历史中挣扎的灵魂之拯救将由神圣者的救恩完成。但在构消了这位上帝之后,即使换置成了黑格尔的历史理性去充当上帝,结果都只能是由负罪的主体性去立法,超人圣王超乎于善恶准则之上。哲人——圣王们将理直气壮地成为人类的罪犯。唯意志论凭此而建筑历史的大厦。

“尼采笔下的‘脸色苍白的罪犯’听从‘可怜的理性’,即便站在法官和祭司面前,还为自己‘对人的极大蔑视’的观念辩护……尼采笔下的罪犯看起来也像个哲学家……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笔下的罪犯看起来都像个哲学家,事情恐怕就不是偶然的了。哲学家是人类的罪犯?⑽”哲学家试图为人类立法,为自己辩解。哲学家如何不是人类的罪犯?从苏格拉底之死到尼采,或者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困惑贯穿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意义联系。

在超人——哲人——圣王那里,芸芸众生的意义是要依靠一个“善意的谎言”来被规训在秩序中的凡人。他们怎敢像尼采笔下的希腊人那样去直面生存背后的问题?《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讲述的宗教大法官将它称为一个秘密。而这个谎言据说被超人——圣王们看穿。因为,终极意义被抽空,柏拉图式的“高贵谎言”面临不能再支持世界秩序的困境。最后,只有超人出来进行突破,并建立起新的谎言。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教导弟子应抛却善恶报应之类的道德谎言(可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的思想作一对应),因为生命本身就是“超善恶”。终极伦理之建构与柏拉图主义之间构成了一套“谎言”。而生命意志正是对这种欺骗的超越。权利意志(will to power)才可以实现其突破⑾。宗教大法官保守的那一个惊天的秘密,正是世界秩序的一切基础。那些“有权犯罪”的超人意志者们则通过在历史中的立法来确定各种“善意的谎言”并以此作为构建新秩序的基点。

                             三

在《罪与罚》文本主旨的立意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历史理性与哲人犯罪、超人哲学与现世法则中的恶以极端形式呈现出来,显然最终将付诸一种诉求。

拉斯科尔尼柯夫杀了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伟大的立法者。在杀人之后,他感到“要发疯了”,并因此而长期陷入不安与痛苦的孤独内心活动中。这与前面说他内在不同于历史理性的精神质素构成对应。而最终促成他去坦然面对罪恶并投案自首的人居然是那位曾领了黄本子(妓女从业证)的索尼雅。

拉斯科尔尼柯夫在绝望中感到自己的行为“当时是魔鬼拉我去的,后来,他对我说,我没有权利上那儿去,因为我同大家一样也是一只虱子!⑿”显然,个体行为背后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历史、自然的交错力量在进行支配,而意识到自由意志的缺失可能则使唯意志论的自信成为不可能。此时他感到的是被这种理性力量玩弄的感觉。而意志与理性已不具备支持生存论坦然感觉的作用。

如果放弃成为犯罪的超人意志,新生是否可能?即获得新的意义依据与源泉。在索尼雅看来,向大地忏悔,“上帝又会使你获得新生。”而在定罪后,在流放之中,她始终愿陪伴这一个孤独的灵魂“我们不是要一起去受苦吗?那就一起背上十字架!⒀”在基督性的文化背景中,受苦这一主题成为拯救的先决条件。上帝通过其亲身受苦宣示其爱,则信靠上帝之爱与苦难必构成其应然。薇依对信靠神恩者的受苦写道:“一个受苦的无辜者将拯救的光芒洒在恶身上。无辜者是无辜的上帝的可见形象。因此,一个爱人的上帝,一个爱上帝的人,应该受苦(14)”。在这里,索尼雅的选择与行动构成了一种神圣消息。
 
因此,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对拉斯科尔尼柯夫来说,一个缺乏其位临同在的上帝,如何可能支持起犯罪者的新生归寄与信靠问题?因为柏拉图式的上帝已被消构了。

黑格尔用形而上学的上帝置换了《新约》圣经中的那一位充溢着圣爱的拯救者。这个本体论的背景决定了“至善、同情、兄弟之爱”的精神主旨被置换为形而上背景的历史精神法则,并在现世中显现。然而在其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提出取消上帝的主张。而实际在西方思想史传统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上帝:一个是《新约》中十字架上的受难者,一个是形而上学——历史理性的上帝(15)。尼采试图构消柏拉图以来的那一位上帝,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试图寻求《新约》中的圣爱精神去克服恶的在场。

这样,历史中生存事实的恶不再与伊万所拒绝的那个上帝发生联系。恰恰相反,上帝通过道成肉身(incarnation)进入历史,在十字架上代人类无辜受难,承受历史世界残酷法则的折磨与分担人类的痛苦,并将福音、圣爱与拯救的消息传递给人类。这个上帝正是为人类的苦难流泪并受磔死流血的上帝。理解这一背景,就有助于理解索尼雅背后所倚靠的精神——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终极诉求——一同背上十字架的内在精神意义与对犯罪者的灵魂震颤。被索尼雅信靠的这一位基督的上帝截然不同于通过超然的理性与形上演绎进入恶的此世中那一位充当了上帝角色力量的方式。因为《新约》中的上帝与孤苦者、受难者一同受苦。在这个层面上,每个个体成为被圣爱关照的无辜者,而不是被强大的理性力量玩弄的存在物。圣爱者的临在意味着意义不再缺失,正因为有意义的存在,虚无与恶——目的或手段才可能被呈现。如此,才可能再直面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将个体从虚空的黑暗中拯救出来。

所以,索尼雅的信仰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终极诉求的文本投射。她告诉拉斯科尔尼柯夫“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而拉斯科尔尼柯夫后来也终于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了起来,又跪下磕头(16)。在这里,十字街头由救赎的十字架行与大地组合成,在象征上暗示着神圣的拯救——复活与大地(历史、此在、浸渗血泪的土地)接合之发生。而那一位曾试图在大地上犯罪并成为超人——圣王的唯意志论者此时在这个地点谦卑地吻着苦难而肮脏的大地。大地上充满了苦难,对它的承纳之吻正暗示了新生灵魂回归恶的世界承负苦难的可能——不仅是与索尼雅同背十字架,而是与圣爱者共同背负。理性、知识、超然的意志在此时不再具有任何拯救意义,而是在这一行动中被判了罪。

最后,拉斯科尔尼柯夫被判处二等苦役并流放西伯利亚。在赎罪的苦役生活中,他过得很宁静。他开始阅读《新约》圣经:“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17)。”最后,他开始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对受苦有了某种喜悦的认识。而这种精神正对应着基督信仰中的苦难理解。灵魂的新生,即意味着复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在一系列作品中塑造一类与索尼雅有着内在质素共通的人物。《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佐西马长老。这类人物的共同特质在于有一种奇特的信仰精神气质——用承纳信仰之爱的行动去面对这个惨然的恶的世界,并以信仰去承负苦难。因之,东正教文化语境中的圣爱甚至神秘主义精神也通过人物传达。放在这一背景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问题与困境正是如何在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中突破恶与虚无的世界并寻求终极意义支撑的诉求。

                                               李竞恒 于四川师范大学

                                                        2007年3月27日

                               注   释

⑴《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俄]罗赞诺夫,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P38

⑵《罪与罚》[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P54—P55.又可参见P446.

⑶《国家的神话》[德]E.卡西尔,范进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P314—P320;另,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为了“绝对的目的,”“就得使我们忍受内心的苦刑,无可辩护,无可逃避,只能把一切经过设想为无可变易的命运”等。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P19—P21.

⑷《罪与罚》,[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P460.

⑸《卡拉马佐夫兄弟》,[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P289,P291

⑹《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P223

⑺《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德]赖因哈德.劳特,沈真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P142.

⑻《拯救与逍遥》,刘小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P246—P247.

⑼《卡拉马佐夫兄弟》,上海译文出版社,P745.

⑽《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译本前言,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07年

⑾参见《尼采与柏拉图主义》,吴增定,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P72—P79;《权利意志》,[德]尼采.贺骥译,漓江出版社.2003年.P213—P214.

⑿《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P360.

⒀《罪与罚》,曹国维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P388。

⒁《重负与神恩》,{法]S.薇依,顾嘉堔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P90。

(15)参见《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刘小枫,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P16.

(16)《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P452.

(17)《罪与罚》,上海译文出版社,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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