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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7-12
秋池之祭/李竞恒
TAG:李竞恒 丽泽门 散文

 

 李竞恒

    当我来到师大,在东区校园中看到一个人工湖,忽然莫明其妙地伤感起来。
    我小学的时候比较喜欢看明人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并且深为倾慕那种每个小情节都被用赋诗一首的方式进行总结的半雅文风。齐襄公在小说中给鲁桓公夫人写了一首诗:“桃有华,灿烂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我便真以为春秋时代的君子们已经情感丰富到经常写浪漫抒情诗的地步了。当时,不解“苴”字的实义,便理解为飘入小池中的美丽残花。于是,眼前浮现的情景为桃花大量凋落,被风吹入浅池之中。
    如果对中国文人画稍有熟识的人便不会对作为审美符号出现的湿地而惊讶。记得英国女学者艾兰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水之道与德之端》,讨论中国文化中“水”,特别是类似湿地这样的浅水所具有的文化内在意义。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庄生为《秋水》,屈子赋《湘夫人》、《涉江》,郭店楚简出《太一生水》。因此很难想象作为中国式审美情趣精典象征的江南园林少了湿地这一符号会是怎样的一番景况。
    当年读《兰亭集序》,对在茂林修竹之中进行流殇曲水的风度深慕不已。我常想象,一方翠竹,曲径通幽,三方丹枫,斜风舞雩。然后在它们之间加上一方小池,约两尺深,池藻茂盛,浮萍清疏,隐可鉴人。然后 乘明月清风,携一二挚友,暮天席地,把盏鼓瑟,不失为人生一件快事。然而荒诞之处就在于我们身为现代人。
   当年秋天的这个时节,窗外的掘土机械正合着卡车的轰鸣交奏着工地进行曲,这一切在月光下清冷可见。见证这一切的月光据说被李白举杯相邀,又据说被苏轼把酒相问,还据说是商朝远祖帝俊之妻常羲的居所,她就住在那个润明清雅的广寒宫中,而清月正很理性地默视着窗外的工地。
    我不希望工地继续扩张,因为工地旁有一处荒废的桑桔林,里面是一方水塘,估计是当年与桔林桑囿共同组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一个单位。如果更往深处联想,我会想到开发商买下这块土地后,空桑、修竹、伏苇、桔林、浅池都会被统统掀去——或者压路机,或者挖掘机。这意味着我在春末的夜阑时分不能再听到杜鹃的啼声了。因为城郊,林木工众多,每年这时节杜鹃鸟都不分昼夜地啼吟,让我想起望帝杜宇。想起杜宇王国,古蜀文明与神秘的三星堆文化。然而,后来这里终于被建成了一条商业街。硕大的一个中年男人肖像被以N倍的比例放大在一张广告牌上,然后写着“XX牌西装,您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目标”。中年男人大牌下面是一长串竖立在广告地产旗帜上的标语,说某某某阳光公寓是您的家,环境优美,品味一流。
    我常想,文化深层的记忆结构很难改变,正如一个长期在中国文化下成长的人不可避免地会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存残着“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家国同构”、“清天老爷”等等思维烙印。既使他去了美国,去了欧洲,抑或是升上太空,这都不会改变。然而,支持起一种文化面貌的符号却往往显得如此脆弱。
    清末时皇帝仍延缓着周代的郊祀天地祭仪,但这种仪式本身已显得很尴尬。因为天上飞着莱特兄弟的飞机,地上跑着史蒂芬孙的火车,城外响着欧洲人的机关枪,清帝的祭服已不再是周礼中的“玄衣朱裳”,而是充满异族情调的满族服装。然而,这一切又被整合到一个空间中:天圆地方、受命于天、天朝上国、四夷宾服…… 因为从文化心理延续的角度,不仅仅到清代,直到今天,它仍延续着。可悲之处在于,构成它原生性存在基础的那些符号,脆弱得不堪一击。
    能使人沉醉于中世纪审美趣味的城堡在市民的火器攻击下被纷纷炸开,在它们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是冒着巨大黑烟与飞轮转动的巨大蒸汽机。但是,城堡这一符号的消亡并不能抹去人们对那个骑士、封君、武斗、十字军、公主、国王、教堂的文化心理延续,让人听闻名字就不禁会联想起编钟、青铜鼎的周代礼乐在东周列国的混战中礼崩乐坏,在分封制与礼乐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是一代又一代的集权帝国。然而,钟鼎这一符号的消失也并不意味着周礼为最高理想的政治宗教不会被延续到耶稣死后的第二十个世纪。尽管如此,我们再也不能在欧洲见到身披环甲的十字军骑士。因此,唐.吉诃德不免宿命式地成为一个悲剧性角色。尽管我小时候认为他很搞笑,但是现在却再也笑不出来,我们再也不能在中国汉文明的本土上见到穿深衣或陶然鼓琴瑟自乐于茂林修竹中的人。虽然与我们有着共同种族基因的孔子仍被以大成至圣先师的姿态树立在校园的中心,但令人很难将他的束发、佩玉、深衣、服剑、彬彬有礼与他塑像下骑着飞车听MP3耍online  game的现代一族统一在一个视觉框架中。换言之,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汉族人可以把头发蓄成发髻 ,也可能把头发束成一条猪尾巴拖在脑后,或者后现代一点的把它做成五彩的爆炸式。这一切的一切正是最脆弱的,它们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而决定这一切的是它背后宿命式的巨大力量,而变换头发者还是那个人。
    我经常下课后在回寝室时就要路过那个人工湖。湖水并不深,符合中庸的情趣;湖面也并不宽,锲合精致的格调。朱光潜说中国诗只达到优美而不能达到伟大。当我用审视诗的眼光审视清风拔漪纶的湖水时,我总会想起朱光潜的这句话。这个湖中成群的彩色游鱼,不时喷射散落的高高喷泉,在楠竹、枫叶、水草、木桥的映衬下构合成一种被理性规范了一切情感因素的精巧回归——回归传统优美的趣味,回归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回归“比德”的文化方法。然而,我剪着现代人的短发,穿着休闲装,背着一书包的英文书拿手机给朋友发短信,并大步趔趔地走在仿古的木桥上,在自觉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不由伤感起来。
    我小时候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坐火车去某地的路上,如果天色渐昏,车厢内的灯光就会将自己的影象反射在玻璃上,随着窗外除了黑夜便一无所有的景色移动,再配合着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这种平静与无聊也许会在一个短短的小站停靠时间内被打破。这一两分钟的停车,使窗外的景致由夜色变为一座五、六十年代苏式风格的山村小站。一盏很昏黄的灯,间或有一两个被拉长了的人影在月台上移动。一切静寂着,似乎与我完全无关。但正是与我这一生也许都不会再有任何联系的空间却打破了某种沉默或受动性,我开始发现自己被载在一个运动的物体上,窗外的事物并非只有寂静。这种体验如此奇特,以至于我在注视这个湖面时不仅仅只看到呈现为具体物理状态的世界,同时还觉悟到这个具体符号的脆弱、诗性、不堪一击和又承载着的一种文化内容。我回忆起火车小站的故事,也回忆起家乡那处变为商业街的自然小景,特别是桔、桑旁那方浅塘。人们都说,失去回忆中的美好是最美的,而它们的美是优美。但如朱光潜说的话,它们却达不到伟大。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曾讲述了一个叫夸父的人追逐太阳的故事。正如幼稚园中的小朋友也都熟知的那样:“夸父不量力,与日逐走……道渴而死。”这是一个没有精巧内容、画面也并不优雅的故事。我喜欢《山海经》中许多场景,也都与唯美、高雅、略带一点伤感的精腻无关。精卫、刑天、夸父、共工,不能不联想到荷马的史诗。在《The Iriad》中,阿基琉斯已经知道自己必死的命运,但他仍然踏上了征战特洛伊的战船,虽然他死于城陷的前夜,但他的死已经与对死的反抗本身构成了一种区别于不自由、受动性的文化状态。它们都与优美无关。但荷马坚琴下的英雄与《山海经》中的英雄们一样,都是伟大的。
    晚自习下课后,几束彩灯倒映在闪着影光的秋池纹面,星光点点,如果赶上蒙蒙细雨,那些打着花雨伞卿卿我我的情侣们相依在木桥上,享受湖水、秋色、烟雨和轻风。爱情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产物,但它与一切具象文化符号和展现无关。同样的秋雨之夜,也许是古埃及的少年少女们,也许是古希腊的情侣,或者是崔莺莺与张生,甚或是《桔子红了》中那对青年男女。然而,这些人与他们的情感和构成他们情感的文化结构不变,而文化符号与视觉的见证却宿命式地脆弱得无以复加。悲剧就在于,没有谁会自觉到这一切。
    寂静的烟雨之夜,绯丽的秋池漪纶。我仍伤感地注视着校园中的湖光,曾经看过那部让我震动的电影《最后的武士》,反判明治政府的武士们象履行宗教仪式一样坚守着一种对文化的执着,最后在樱花漫延之际,束着发髻的人们用长剑、弓弩、竹枪、战马冲向用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明治军人,从容赴死。并非他们不知道新式工业文明的力量。他们与唐.吉诃德一样,必须为某种区别于不自觉到纯受动性的自由、理念、对象而献身。最后,穿着西装的明治军人们也全部默默跪到在这片文化祭坛的战场上。
    优美可人的秋池,尚飨!


                            二00四年十二月八日写于四川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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