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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2
《道学導论》讲稿之一:“道学導论”的语-文处境和它的任务/柯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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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導论》讲稿之一:“道学導论”的语-文处境和它的任务

柯小刚

这是对拙著《道学導论》(列入“茎典书写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比较口语化的讲解,希望这个口说的讲解成为那本书写之作的必要补充。

走上讲台四年来,我一直感到一个困难:怎样讲课?是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还是用比较书面的语言(“书面的语言”,这本身就含有一个矛盾,这可能是中文思想自古就有的处境)?是为了顾及顺畅而不加反思地使用现代汉语的习惯用语,还是出于思想的严格性要求而掂量每一个中文字词的来龙去脉?如果是前者的话就会更多地使用通俗流畅的口语,如果是后者的话,就得设法使自己的书写进入艰难曲折的自由。

口语质直,可以直接说明观点,然而它的文贲就直接藏在它质直的外表,因为每一个习惯用语都以它质直的外表隐藏着许多未加反思的前提偏见。相反,书写则有着比较文史的(“文胜质则史”)外表,但它可以避免口语的因为出于顺畅的要求而导致的不自知的文贲,从而更能够曲折地通达本质的东西。口语和书写的分道,早在中文思想的发端之际就已经发生,孔子和庄子,韩愈和惠能,一直体现着这种有益的紧张。即就儒家自身内部而言,《诗》、《书》和“论语”之间,《集注》和“语类”(此以朱熹为例)之间,也蕴漾着文与质之间的往返相复。中文思想一直就活跃地发生在“文”和“语”之间,而在西方语文压力之下的“白话文运动”之后,我们就开始落入一种“丧文”和“失语”的双重贫乏状态。这是我们眼下从事“道学導论”工作的语-文处境。如果说思想从来脱不开语文的境况,那么这个糟糕的境况就将时时规定着道学導论工作展开自身的困难。

教学实践上的具体问题其实直接关涉道学的根本问题。道一方面是道说,是口说,另一方面又是文理的道道,是书写;这层关系在道路的取象中则表现为,道路一方面是大地上的路途文理,另一方面又是“行之而成”的非现成性和缘发构成性。道路坦然显现于眼前,然而它的两端悄然隐没于远方。因此,口说与书写的关系,是在“方法论”(methodo-logy,亦即“道路-学”)意义上首先要考察的道学内容。通行本《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帛书甲本:“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文小异)道可以通过即时的口说而来道说,但是道还有超越即时缘构性的文理一面(文即理),而且书写之文也不过是天道文理的一种观象取则而已。无论人言道说还是人文书写皆非常道(恒道),但这两个方面却直接构拟着道化的阴阳两面,通过它们之间的紧张游戏关系而来实现着“可道”的方式。王弼关于“言”、“象”、“意”的思辨涉及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佛教思想或西方哲学中常见的关于“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道如何可道而又非常道并因而可以反复道的消息。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就缺失了“象”的环节,从而使得言和意之间的关系成为问题的核心。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在这里是指与口语音声相脱离的表意符号。拼音民族只有记录音素的二十多个字母作为他们的“文字”,可以说在“文”方面是非常贫乏的。拼音文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尚不精确的“音标”而已。(现代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完备的音素标记。)所以,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而且永远只能是“逻各斯学”(-logy进而成为各门学科的后缀)、言谈之学,而不可能是“道可道、非常道”并因而能反复道的道学。反复道的道学有赖于书写和言谈之间的文质相复。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在中国传统之初,思想和教化就同时维系于语言和文字两端,缺一不成道化之行。相反,在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那里,书写则是一种可疑的技术(《斐德若篇》),理想的城邦建立于辩证言辞而不是诗书经典之上(《理想国》)。因此,前者发展为一种“文质彬彬”的道学,后者则发展为一种“质胜文则野”的逻辑-哲学,或物理学-后物理学(physica-metaphysica),即科学和形上学相互批评-补充的形态。这种形态本来就不圆满自洽,所以在现代遭遇根本的危机,临近终结。

现在,这个临近终结的危机不光是西方的危机,也是我们的危机,现代世界的危机。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白话文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这里尤其是指文言经典的教化)也被我们自己抛弃,开始进入一个由文返质的过程。或者更严格来说,不是由文反质,而是黜旧文而适新质的过程。因此,西方“质胜文则野”的弊病及其带来的危机,同样成为我们的弊病和危机。从缘起上说,这诚然是一种外来传染的病症和危机,但就自身感受的紧迫性而言又是切身的和内在的。

道学導论的工作背景之一就是要面对这场危机,担负起普遍的责任。通过“道学導论”疏導出来的这条道路,在这里作为“中国人”的“我们”要重新生成为普遍意义上的“人”。这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或天下之人,在现代民族国家建制和“文化哲学”、“人类学”和“比较哲学”的繁荣中,已经变得湮没无闻。重建道学,并且首先是为道学开辟道路的“道学導论”工作,其“政治”上的意义便在于通过最具普遍性的“道”来重新生成最普遍的“人”。

以道观之,无论西方之质还是中国之文,都还是相对片面的东西。从这个大的道学视野来看问题,我们才能认识到“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或许不无积极因素的历史意义:那便是道的自我更新。这个更新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当“文”成为片面的东西,就必须通过荡涤这个“文”而来进入一种即使难免另一种片面性的质;然后,如果这个民族确然曾经是饱有道之经验的民族,那么它就有望在普遍性的质野危机中临危受命,由质返文,并且实现文的革命,重新生成“文”的普遍意义。

中文如今担负着这个普遍的天命,这个判断的做出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思想,而是刚好相反,出于“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思想。中国历来富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所谓“天命”就是这样一种普遍担当的思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天下担当。只有承受天命、担当天下,中国才是“中国”,否则就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国家“支那”。在China这个似乎中性的名称中隐含着一个意思就是华夏的堕落为夷狄,也就是道之不行。

华夏是中国,这并非出于犹太式的宗教自诩,而是出于行道之故;华夏变为夷狄,这也并非因为上帝不再眷顾,而是因为道之不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远人。”“吾欲仁,斯仁至矣。”天命并不是什么“规律”或“客观必然性”,也不是外来强加的什么命定运程、预先规定的事件序列。天命就是道义的担当。人顺天而动,赞天地之化育而叁之,这样的人就是行道之人,就是真正普遍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天下之人。而只有天下之人才配得上“中国之人”的称号,因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名称,还不如说恰是与民族国家相对立的天下概念。道学導论作为一种行动——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建构——就是要开辟一条道路,重新生成天下之人。

这个文化之所以是文-化——能化之文和能文之化——就在于它是从属于道的文化。道该文质,原始反终,贞下起元。只要是从属于道的文-化,那么,无论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地缘处境中变得多么颓败,它都蕴含着重新开端的生机。“生生之谓道。”文-化的重新开端既是“道学導论”工作所要導向的目标,也是这一工作所以可能发端的源头。

讲于二五五八(200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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