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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2
读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李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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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

李虎群


思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仰面怆然而涕下。林际夜色浑芒,城市背景光绯红,车声漠然而未央。忽有乌夜啼,一声乃止。郭洪体笑我“以中国文化之传人自居。”我说:“然。但这不是自以为了不起,而恰是一种谦卑。”

这是柯小刚《在玆: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一书的扉页题记,又是此书附录中的一则“静坐日记”,它似乎提示着“在玆”这个书名的意义。首先值得注意的也许是这段话所出现的位置:书前的扉页和书后的附录。这两个地方的共同特点是:既属于这本书,又不完全属于;既在书中,又不完全在书中。这个尴尬的中间位置也许正是“错位中的……”这个修饰语所蕴含的意思?书的“后记”说道:

作为必要的准备,首先是道路的找寻。“位置”一词标注了寻找的艰难。这条道路首先是不得不、然后是主动措置在双语之间的尴尬位置。“位置”部分的八篇文章都是在尴尬的之间位置留下的找寻痕迹。然后便是安于兹位的文命发生。兹,这并不是某个别的位置。在兹就是在这里,在中文经典的现代处境之中,并应和于那些“早就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句子”而起兴文-化的重新开端。

这个后记也许暗示了全书的结构。这本书共收录了作者近年的十六篇文章,但似乎并非胡乱地编排在一起。全书共分为两大部分,每部分各八篇。第一部分题曰“位置”,第二部分题曰“在玆”。但是,既然全书以“在玆”命名,为什么却把“在玆”部分列在“位置”之后的位置呢?“后记”继续给予说明:

本书以“在兹”命名,却必须把“在兹”部分的八篇文章列为第二部分,这并不是基于重要程度的排序,而是按照事情本身的发生秩序所作的安排:如果不首先经历位置的找寻,那么在当前的尴尬位置中便不可能借助经典的解释而自然达至文命的重新发生。文-化命途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奇变,与权君子不得不折中权变,以有所图也。如果说这种权变的考量在“位置”部分还多少是出于被迫的不得已,那么在“在兹”部分——尤其当我们以之命名全书——则已经是出于主动的决断和担当。

这种身处古今中西之间的“尴尬位置”而“有所权变地”“主动担当”起“在玆的文命”,构成了《在玆》书的基本情绪,以及也许奠定了全部“茎典书写”事业的基本情绪。

第一部分:“位置”

“以‘道路与广场’之名,我们在此尝试一个政治哲学的思考。”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文章“道路与广场”的第一句话,扑面而来把我们置入这种紧张的位置之中。“与”字和“以”字的训诂考证,赋予此文的政治哲学思考以细致的学养和入微的思力;而诗歌的阐释与书画的考察,则给此文的政治哲学思考带来丰富的想象力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第二篇文章“道路与石头”是对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第一部分的疏解。这个疏解乃是依循“道路与广场”的政治哲学思路而来,对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一个批评和化用:“诗教是道性的。作为道性的健康理性不是那种被抽空了伦理的知,而是洋洋乎满沛道-德方义的圆神感通……启示是弃绝了通达之道路的巨石,而诗教的道-德理性则是道路上的石头,以及石头所指示的道路。道-德是石头之指示道路与道路之止于石头的权变中和。”

但是第三篇文章“海子的实体与主体”又揭示了在“诸神之争”的尴尬位置中,“道-德诗教”的变异和重新开端的困难。这是因为:“山海关,这个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从单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北/华北之间被移置到了世界-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亚细亚’/‘太平洋’之间的关口-关头,当它在海子的史诗写作以及最后的断头动作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时候,它所展开的戏剧舞台与其说是一片舒缓辽阔的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无限紧张急迫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关头,要求现代中国人行动起来,找回自己的位置。这篇文章自觉于这样一种行动。

第四篇文章“猜度一个问题:何谓成熟?”依本中庸的道-德文教思想,又置回到针对西方语境中古今之争问题的考察。“所谓从Mensch转变成Person,也就是从一个游戏在‘之间’和‘中庸’的人,转变成一个劳作在两个极端的人。”这说的是从古典伦理教化到基督教-现代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的考察无不浸透着作者强烈的中文思想问题语境。

第一部分接下来的四篇,连同第二部分开头的三篇,是一组充满洞见的短文。“会:赋格六章”说道:“汉语神性经验、思想经验和政治经验之原初性的复得,兴许一直有赖于对诗经之起兴手法的重新领会。”“坤德与太空时代的大地概念”对浪漫主义的“大地”概念作了一个系谱学考察,并指出易经的坤德是比怀乡病的大地概念更能适应太空时代的“替代的大地概念”。“去雅典的鞋子”和“尴尬的位置”分别是作者在大学哲学系的“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儒学文化”课上的讲稿,它们正好站在“位置”的两端而遥相呼应。

第二部分:“在玆”

第二部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部分。越重要的东西越放在后面,这是一种谦逊而勇敢的编排方式。它不以先声夺人来吸引匆忙的浏览,却以渐入佳境来馈赠耐心的阅读。

“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揭开了“在玆”部分盛大的序幕。这个盛大是夏天的盛大,也是在经历中西位置探索之后会通古今书写的畅达盛大:“我们共通体的四季书写现在运行到了夏天。在周易中,夏乃是与‘元、亨、利、贞’四德中的‘亨’相匹配的季节。‘亨者嘉之会也’,万物亨通畅达的夏天乃是会的季节,通的季节,会与通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以‘会与通’之名义在此聚会,且得以在此开-会之行动所打开的会场空间中相互感通畅达,这乃是应乎时令之消息的盛举。”这个盛举遥相呼应“位置”部分“猜度成熟”之夏的草木繁盛,但相比之下,这是回复到“在玆”本位之后的夏日书写,因而更加元气淋漓,天命彰显。正是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提出了“茎典书写”的任务:“在这个极端困厄否隔的时代,在开端与开端之间的空白地带,我们必须清醒而勇敢地认识到:能够真正打通隔绝、打开经典的经典阅读必是作为经典书写的经典阅读。这一经典书写将同时是指作为‘我注六经’的会通书写和作为‘六经注我’的开端书写。‘子畏于匡,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条突出重围的开端之路将取决于你我的四季书写。”

接下来又是两篇短小的讲稿:“大学之门”和“春天的心志”,续申茎典书写之思想行动的要旨。“大学之门”是作者在同济大学讲授“哲学导论”的开讲辞,但放在这里又似乎别有深意。它暗示着:从此门进入,《在玆》之书方才进入“内篇”。

进门之后首遇“春天的心志”。这或许应该是全书的第一篇,但放在这里乃是因为:圣学心志的感发必须在一个迟到的春天方才可能。如果不经历层层辩驳和找寻,这个春天并不到来。

然后是四篇厚重的长文,它们构成了全书的真正精华和重点:“‘慎终追远’与‘往来井井’”、“睨读《中庸》”、“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

正如其副标题“原礼,或关于丧、祭、井、革的政治空间”所示,“‘慎终追远’与‘往来井井’”一文是一次“原礼”的政治哲学尝试。这次原礼尝试不是通过单纯的“哲学思辨”进行,而是通过《论语》、《礼记》、《周易经传》等儒家经典的重释而来展开。首先,文章从《易》的“井”卦、《礼记》的“礼运”和“礼器”出发,阐明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应该是“合礼的革命”。然后,从“合礼革命”的“重释方法”出发,结合《礼记》之“檀弓”、“祭义”、《墨子•节丧》、《荀子•大略》等文献的解读,文章探讨了孔安国、朱熹、刘宝楠、钱穆等历代注家对《论语•学而》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一句的注疏得失。这一注疏考察的兴趣决非出于学院学术的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古代丧祭礼仪的考察而来探寻伦理教化的渊渊大井。但这个伦理教化又决非外在的形式,而是深深地关涉中庸的内在心性。正如文章所言:“追者往也,归者来也,一往一来,往来井井,乃动态地构成‘慎终’的‘时中’空间。中庸之中从来不是一个可以计算而得的静态中点,而是一个永远处在往来构成中的‘时中’,所以‘慎终’之为‘中’决不是一次‘不输礼数’的葬礼就能够成就的,它还需要往来不息的‘追远’和‘归厚’的日常礼仪生活实践才能够不断地生而成之,化而德之,日生日成,时化时德。”

“‘睨读《中庸》’这个看起来不无怪异的题目来自极为平庸的日常经验:行道的经验。”这是“睨读《中庸》”文的开篇首句。它把我们带上一条连接远方和近处的道路,引导我们去聆听先哲的诫命:“通过此一诫命所提醒者,并非对于某种远方事物的全力投射的凝望,亦非对于某种切近之物的惺惺逼视,而是远-近之间的一种似乎地睨视。只有这种远-近睨视方才为身边的事物打上一层来自远方的柔和光泽,同时为远方献上来自方寸之心的小心翼翼的忠诚。”这篇文章的方法一如它的内容,以及它所解释的文本,始终都走在同一条道上。“也许只有通过一种睨读的眼光,我们才能同时注意到天命和人文这两个相反的方向,并把它们理解为一个‘化文-文化’的过程。这意味着:文化的人文造作本身就是天命之化文垂象的一种成象方式,而天命之化文垂象也正是人文教化之敦化风俗乃至洗心革面的至高法则。”从这段话,我们看到“睨读《中庸》”文与“慎中追远”文的一以贯之。

这条道路延伸到“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一文则达到了中庸道-德与鬼神礼教的综合。文章从《中庸》引用《诗经》“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诗句的意义入手,追问了儒家丧祭礼仪中一个表面的矛盾所蕴含的深刻政治神学意义。这个表面的矛盾是指:为什么一方面是“祭如在”(并不是“真实客观的在”),一方面又是“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睨读《中庸》”之微言与“慎终追远”之礼义的结合。鬼神的仿佛如在是睨视的眼光方可把握的情状,而鬼神之盛德则必须是通过“慎终追远”的礼教方可达至的德化感通。正如文章结尾所言:“只有在此纯属文/面幻象的如在世界中,那纯属不可能性的中庸才有必要以及才有可能在鱼跃鸢飞的上下颉颃中小心翼翼地敞开一个‘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巨大现象场域,以及使得这个现象场域化成为‘肫肫其仁’的敦厚道-德。”

“鸢飞鱼跃与鬼神的如在”文的尾句直接开启了“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一文的语境。从结构上看,这篇文章可能是全书最精微的一篇;从主题上看,“天命”一词的出现则为全书画上了最后的题眼。文章写于上海,开篇之前的题记和结尾的引诗出自特兰斯特罗默《上海街道》的首节和第二节,仿佛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不过走完了上海街道的一角。上海这个寓意现代中国殖民地处境的地名回应了第一部分“位置”的找寻。在上海街道上走过的中国经典阐释之路是在玆文命的权变担当。文章有十个部分,外加一个尾声。尾声引用了作者本人“静坐日记”的一则,这一则既是接下来作为全书尾声或附录的“静坐日记”的最后一则,从而也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又是开篇扉页题记的一句话。这首尾重合的同样一句话所寓含的“一以贯之之道”展开于此文之中。文章从孔子和阳虎面貌相似这个细节入手,结合《论语》、《庄子》、《史记》、《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众多经典的疏解阐发,对“子畏于匡”这个事关天命发生的原型事件作了一个广博而深入的政治哲学探讨。

子曰“成于乐”。下面且引“文/面的似与不似”一文第九节结尾中解释乐之成的一段话来作为结尾,并以之祈请文德之命的在玆发生:

“绎如也,以成。”郑注:“绎如,志意条达。”这在孔子的《文王操》习琴次第中便是最后的“丘迨得其为人矣”,而在文王文/面的由微之显、“闇然而日章”过程中也就是文王终于成就的郁郁乎周文:“如王四国”,“奄有四方”。


柯小刚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六点学术•茎典书写系列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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