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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2
“大雅久不作”——从李白的“古风”看唐朝的“文艺复兴”/枕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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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久不作”——从李白的“古风”看唐朝的“文艺复兴”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亦自白始也。

                                                    ——龚自珍

 

《古风》并不是李白最早的诗篇,但由这五十九首诗组成的组诗放在了李白诗歌全集的最前面,而以“大雅久不作”为起首语的具有文学史叙事性质的开宗明义的诗放在了这组诗的第一首,表达着李白为复兴中国诗歌而大声呐喊的愿望,似乎李白从一开始,就是为盛唐气象绽放、中国诗歌最鼎盛时代到来而歌唱的。

确实,李白与盛唐的命运是如此紧密相连着。然而,就像李白的歌唱如风飙般倏忽而起倏忽而散,已经成为绝响逸唱,我们也无从知道黄金般的盛唐何以在历史的那个位置崛起,而盛唐的历史命运竟也随着李白的歌唱结束而坍塌瓦解了,徒然让后人嘘唏不已。

有种说法是,李白的诗歌混合了道家庄子的比如大鹏的形象,屈骚的香草美人的歌咏,同时夹杂着战国纵横家的洒脱形象,而他欲作帝王师、兼济苍生建立万世不朽功业的悲壮情怀,则是以夫子自比了。但只要这些形象或声音融合到李白的歌唱中,就不属于任何儒、道、释或者哪位纵横家的了。诚然他的诗歌中有各种传统关于儒家、道家和纵横家的形象,但那已经是在审美的提高意义上熔铸到李白个人的诗歌中了。李白就是李白,他的诗歌就是盛唐之音。

 

一、古风:复兴古代的价值

 

文艺复兴是什么?文艺复兴就是对基督教各种价值的重新估价,就是这样一种企图,它努力要运用一切方法、一切本能、一切天才,把“反—价值”,也即把“高贵的价值”引向胜利。                               

                                                    ——尼采《反基督》

 

在春秋到战国的数百年剧烈震荡中,也就是恰恰在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征伐中,中国大地上持续涌现出了诸子百家。发端于“轴心时代”的那些思想家们,几乎创造和实践了中国——这个处于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所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儒、道、法、阴阳家、纵横家等竟相提出自己的主张,展示着自己的价值方式,并且血肉不离地在生活中实践,而历史往下延续,出现的也不过是这些价值方式的变体。作为一种价值方式的审美艺术,在构成中国思想最主要的两家儒家和道家中,也曾为之留出了一定的位置,有着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方式,在儒家主要是《诗经》的四言诗,在道家主要是庄子的恣肆汪洋的散文。但这种审美的方式远远不是儒道两家的主体价值观,倒是为其主体思想服务的。一种完全的审美价值观在其时还没有诞生。

从盛唐往前望去的一千年中,所有中国人曾经能创造的价值方式或它的雏形都业已创造了,实践了。而作为人们生活方式留存下的精粹部分,所有这些价值方式都被凝结在那古老典籍的文字中,伴随着漫漫历史的消逝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中。因此,当我们的诗人环顾四周时,只是一片价值坍塌的废墟和现实堆积的层层迷雾,除非诗人用歌唱把它们唤醒并在生活中忠实地践履,不然就都是死而不活的。那些唐朝的天才诗人们,一方面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诗歌成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作为得风气之先的诗歌先知,又面临着最卓绝的孤独,——当然,这也是历史上所有的变革者都必须面临的。所以,那位从初唐到盛唐最悲壮的诗人陈子昂大声疾呼:“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盛唐最伟大的诗人也只是喟叹:“大雅久不作。”

“复古”——这是回响在有唐一代的诗人们心中久久不散的悲壮呼声,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担保方式,因为在现实中他们没有任何现成的例子可寻,更没有一个永恒在场的上帝可依靠。最好的价值方式、最好的道德范型业已产生在古代,所以只有掉头回顾往昔,复兴古代的价值观,才能赢得历史的未来。这场由陈子昂作为最有力的中坚者发起和实践的,由李白最终完成并取得集大成的功绩,而之后还有无数后继者绵绵不断去延续的诗歌复古运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一场文艺复兴,一场有着明确目标而又卓有成效的文艺复兴。而且,他们绝不仅仅是也不可能是如其所是地再现这些古代的价值观,而是在审美的提高意义上超越前人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纯粹的典型,从而成为后人效仿的榜样——这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价值观。我们完全可以说,唐朝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典型的审美时代。

反之,不像诸子百家时代那样,唐朝甚至也没有产生哪怕一位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家,唐朝人只是吸收、提炼和运用这些思想中有益的元素,并在唐朝这个历史上最有利于诗人成长的土壤中实践这些价值观。在李白这里,他不仅是重新发扬了儒家和道家中的一些价值方式,当然他只是选择于他有利的思想元素,——在中国,道可以并行而不悖,这不同于西方的希腊价值系统和希伯莱价值系统的互相争执乃至互相颠覆,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并不表现为截然的对立,而是可以互补的、融合的、殊途同归的。不仅如此,李白还把那些不入儒家经传的诸如纵横家的、谋臣策士的、游侠的、名士的、求仙的各种不同的价值方式得到复兴——这可能是更加决定性的并符合唐朝人格调的——而且乐此不疲去实践,甚至那个以武力统一中国的狂热无比的秦始皇在审美的层面也得到热烈的赞扬。这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生命的激发和提高。历史中的各种角色在李白的诗中不断转换,说着李白内心想说的话——把自己转换为不同角色说话,或把自己扮演为不同形象,但又保持为一种统一的艺术风格,这正是艺术家的天赋。

在诗歌中,李白以历史上的各种人物自比,甚至很轻率地想把古人的行为用之于那个时代的现实中,极大地夸示个人的才能和作用,甚至到了自我标榜的程度,而不顾世易时移,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甚觉可笑。而整个盛唐的诗人,整整一代诗人,也无不给人夸诞奇幻之印象,这在处在唐朝之转折点上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诗中可引证。而有人说李白的现实生活其实是黯淡无辉的,乃至是极其失败的,他对那个时代对自己的不公也多有激愤之语。确实,人类的日常生活大多时候是暗淡无光的,甚至常常遭受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诗人却还能展开他新奇的幻想,欲以英雄般的伟大事迹在现实中一试。在没有希望中保持一些希望,不知其能否为之而为之,这不正是人类的极可爱处?所以唐朝仍然是历史上最充满希望的时代。还有哪个时代比略去其黯淡现实,但在历史上却以其光辉的诗歌映照千秋并散发着重重迷人光晕的时代更美好呢?而历史上确有过那么一个时代——这就是审美的唐朝。


 
二、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

 

在中国文明的开端处,孔子删诗三百,去芜存菁,剔除其中原始粗鄙的部分,而确立了汉语言说的法度,汉语诗歌的风雅之传统。但若我们揭开其“文雅”的外表,则又时时能触摸到原始先民粗鄙的生命气息、裸露的情欲色彩,只不过后世的好事者把其掩饰并附和为什么后妃之德、思念贤才之类的,当然更有近世的好事者动辄从有关联的事物中挖掘埋在深处的情欲,呈裸其本来面目。

不过,的确,在汉语思想的开端处,我们已经看到了道德伦理和抒情艺术在源初发生时既连理共生又相互争执的现象,包含一种微妙的内在张力。在儒家教义内,这个审美艺术是要服从礼仪的法则的,或者抒情艺术要产生良好的道德感化作用,这是“风”的意义,这种感化作用就叫“风化”。而从诗歌的文本来看,则要面对这个原始粗鄙的感性生命和外观的“文”的关系,如何在“文”和“质”之间取得谐调,如何通过节奏调节气息,产生文质炳焕的效果,获得一种“雅正”的声音,并与“王政之废兴”关联着,这就是“雅”的问题。两者合之则是“风雅”。这一直是儒家确立的正宗的诗歌传统。

而如何产生“雅”?这个雅如何能感受到?《诗经》里又发展了比兴的方式。就是在铺陈(赋)不够,或不能直陈其事的情况下,借取大自然的物象,通过比喻、象征等的方式,来委婉表达情爱或讽刺道德的沦丧等,既能达到抒情或反讽的目的而又无伤大雅,这种比兴的手法又称之为兴寄。如果诗歌铺陈太过或者过于修饰,但却无的放失,没有情感内容,则是文胜于质,须救之于野。如果诗歌情感太盛,但不懂得用比兴来巧妙寄托,则是质胜于文,须救之于文。但如果诗歌既无文采,所述内容也过于下三滥,则是文质俱乏,无药可救了。

所以,汉语诗歌从一开始,就通过权衡(非计算)文(文之修饰)和质(生命之质朴浑厚)的比例,赋(铺陈直言)与比兴(婉转寄托)的比例,吟咏的节奏之长度(四言)和力度(反复),既要激发又要节制人的情感,使之达到一个婉转得体恰如其分的之间状态,从而确立起“雅”的法度。从此延伸出来的说法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好色而不淫”等等,劝告讽刺别人也须“美刺”,以达到劝告的目的但不激怒别人。这也许是汉语诗歌区别于一切其他文化之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李白的诗歌符合“雅”的法度吗?的确,李白复古(“将复古道,非我而其谁?”)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复兴诗经以来的风雅传统。后世也将他的古风五十九首称之为“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1],或称“李白曜风雅之绝鳞”[2]。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风》之一

 

孔子在那个天命丧失,而自己日益老垂的情况下叹息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而在麟这个灵兽不该出现却被狩获了的时候,孔子就中断了他隐微书写的《春秋》笔法。李白在此化用孔子的话,意谓时不我待,当发愤努力,继承上天赋予自己承接文命的使命!而诗歌的结尾“绝笔于获麟”则是反其意向而用之,意谓自己当趁青春壮年时,完成自己删述诗歌的天命。[3]李白在此用孔子的话,却发出几乎与孔子迥异的声音,一种舍我其谁而又慷慨满怀的声音,而无孔子晚年陷入绝境中的怅然和绝望。这已是在改写典籍中的孔子形象了。[4]

此篇除了前后两端化用孔子的声音,表达意欲重振大雅之声的愿望而外,但却已经看不到任何儒家中规定的礼仪姿态了,而是从以前的伦理教化气息转化为一种崭新的诗歌审美精神,一种仪态万方之新气象。而这样的一种审美的价值观,必然又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风格之发生。从这种五言主导的吟咏节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何谓真正的盛唐风格:既雍容大度、从容不迫,而又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篇之中,数次转承。而结尾的四句,“志”、“辉”、“立”、“笔”等字,句中嵌韵,声音铿锵,立意坚决,收束全诗!以诗论诗,而写得如此开荡起合,摇荡胸怀,堪称绝唱!

 

《古风》诗多比兴,此篇全用赋体,括风雅之源流,明著作之意旨……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视六代,以绮丽为赋,清真为贵,论诗之意昭明矣。

                                        ——《唐宋诗醇》卷一

 

后世把李白的《古风》归为“风雅之源流”,但显然已经去《诗经》时代的“风雅”远矣。《诗经》虽然也讲究文辞之“雅”,但显然更侧重于道德感化之“风”。但李白的诗歌却是完全不同的。莫非“风雅”流传到李白这里有了新的转变?有了衡量“风雅”的新尺度?也就是所谓的对传统诗歌的“复与变”?确实,诗歌经过楚骚之哀怨,扬马辞赋之铺张,六朝诗歌之绮丽,已渐渐脱离了诗教之教化,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纯粹审美的传统。而道德感化之“风”说到底还是一种情感的激发和催化,道德和抒情有着共同的情感本体,不可截然二分的。不过此时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领域,已经是弱道德而强抒情。但纯粹的抒情有着自身的尺度和法度!美之法度!

这种法度渐渐演变为另一个比较相近的词语——“风骨”。陈子昂在其复古纲领中就明确说到: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这里也是“风雅”和“风骨”并称,既有关联又有着差异!而李白在其诗歌中也说“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因此陈子昂和李白复古的另一个源头是“建安风骨”,甚至他们与之有着更加亲密的亲缘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说,风骨是小传统,而风雅是大传统,风骨毕竟还是从风雅中发展出来的!但风骨又有着纯然的审美属性,与风雅还是有相去甚远,甚至远远超出了风雅的限定!也许,从风雅到风骨,这是汉语诗歌书写历史的一个转捩点!

风骨的“风”主要指情感的激发兴起,而“骨”则指文辞的质朴刚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用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和骨的结合,其实也是相互借助和扶持的关系,情感须借助文辞来激发,而文辞必然涵蕴情感,两者是浑然一体的,构成一种美之显象的领域,其中有着它的法度!但已经不是礼仪教化的姿态和规定了。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古风》之三

 

此诗着力表现了始皇强力统一中国的赫赫声威,前两句一“扫”,一“决”,即把秦王拔剑一挥、寰区大定的声势表现出来。接着又以一系列动作性的词语把始皇巩固统一而铭功记德的历史功绩刻画出来。即使晚期秦始皇狂热无比地采摘“仙药”以求长生,也被李白从审美的角度描写得光怪陆离、惊心动魄,实则契合诗人本人的浪漫主义幻想。结尾设一问句,则一落千丈地反衬出秦始皇的空无所获,充满了对求仙妄念的嘲弄。

秦始皇统一中国,自是功载千秋。但他极尽奢靡,尤其是焚书坑儒,绝不合儒家大雅之举。李白此诗前半部分铺陈辞赋,声势浩大,极尽艺术夸张之能事,歌颂了秦始皇的功绩,后半部分则讽刺了始皇的虚妄之念,借古讽今暗刺唐玄宗后期的荒淫无度,也算符合“风雅”之大义了。

不过细心之人在诵咏诗歌之际,则可感受诗中秦王挥斥的一举一动,原就契合李白内心之想念,否则又何以描写得如此动荡开合、细致入神!这就譬如秦王的形象暗自潜入李白的体内,发挥着作用,而李白则借着秦皇的形象指挥若定,施展雄才大略!这就是审美,激起魂魄动荡身体震颤的审美!我们仿佛看到李白戴着诗歌之王的冠冕,驰骋想象,所向披靡,一扫六朝绮丽之残余,从而确立其在盛唐诗歌中的至尊之位,其功堪与始皇一统中国媲美!

传统的讽喻诗,一般在结尾应当作出道德上的否定。李白的这首诗歌,看上去也有着规劝诗的一般方式比如“暗讽”和“借喻”,但规劝暗讽的力量明显减弱,倒是通过强烈的反差增强了惊人的艺术力量。道德讽喻本不是李白之所长,甚至他也不屑作这样的规劝。重要的是在诗歌过程中激发的力量和驰骋的想象,在重重瑰玮形象叠起时陷入的陶醉,在大起大落中达到的惊心动魄的效果!古今诗人,亦只有李白能如此,后人誉之为“奇之又奇”,李白的确不负“诗人之冠冕”的称誉!

 

西岳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盖冠缨。

 

                                           《古风》之十九

 

诚如汉学家宇文所安说的,李白算不上宗教诗人,他所深切关注的,既不是道家的宇宙法则,也不是道教炼丹术的原始科学。他所谓的“求仙”,不过是驰骋幻想的对象和释放想象力的工具[5]。的确,重要的不是是否真有神仙或能否求仙成功,也不是诗人求仙之心的真诚与否,而是在所谓的求仙过程中激发的想象,及在审美过程身体虚幻化达到的“仙人状态”。

而此诗更典型的地方在,除了表现了一种飘飘欲仙的求仙姿态(这被后人当作“诗仙”的证据)外,同时又表达了诗人对尘世混乱的现实关切。这是它与其他求仙诗的区别所在。因为,求仙的本来含义是要抛弃尘世而“成仙”。但李白不可能真的弃人世而去,作为盛唐历史精神的体现者又怎会弃他的盛唐而去。诗人在遨游天空的居高临下中同时表现了对时局的关怀,这又回到了自《周易》以来典型的“忧患精神”。

这点或许更像屈原在神话天空中的驰车漫游和对故乡无比的眷顾留恋(“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确实,对李白来说,求仙一方面意味着对更阔大的诗歌空间的打开,从上天入地中获得一种敞开的审美领域;另一方面,我们更须看到,李白穿越了各种价值形态的藩篱而自由遨游,最终又在审美中达到艺术风格的统一。这正是李白与以往各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甚至是他最为独到的地方:

 

吾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

                                 李白《送烟子元演阴仙城序》

 

    唯因不凝滞于物,方能在各种价值作适合其本能发展的抉择和尝试。这与哲学家不同,因为哲学家必须对某种价值立场作出决断。

确实,唐朝人创造诗歌,乃是出于对各种价值抱有一种生活理想上的需要与关切,不是重新创造思想和价值的元素,而是立即致力于充实、提高、扬弃、净化了那些思想中的一切有益价值元素,并想立即经历他们所学到的东西,所以才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纯粹的审美典型![6]李白不过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
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
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途何翕忽,失路长弃捐。
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

                                                 《古风》之四十六

这首诗歌则体现了审美精神与帝国意识形态的结合,亦可称之为审美的历史精神。这种历史精神在李白的诗歌中,发展到了高潮。李白的历史精神,在对秦始皇的歌颂中已得到了一种淋漓尽致地表现,而此处则落实到盛唐的现实。“一百四十年”,在这种时间表述中,似乎蕴涵着无尽的感慨,意谓唐朝经过时间的积累,帝国声势得到空前扩张。接下来的对仗工整的联句——“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则赋予帝国以审美的整饬秩序。而在李白一贯的艺术夸张中,则又隐隐表达了诗人对这种美的秩序的忧虑,因为任何美好的事物都禁不起过度的拥有和赞美。没有节制的美,最终会秩序崩溃。而盛唐恰恰就败于这样没有节制的挥霍中,——这也是法度之丧失!李白在结尾似乎在强调了这种清淡的节操。使整首诗歌稍微得到前后秩序的平衡,和法度之丧失的弥补。

李白的这种历史精神,即“盛唐精神”,反映在诗歌写作上,则是一种盈余的、丰盈的书写精神,其鲜明特征是对世界万物作了审美的艺术夸张。后世称杜甫为“诗史”,即诗歌反映了历史的现实面貌,其实秉承的已是盛唐—中唐之间的历史精神。而真正的盛唐精神毫无疑问仍然归属于李白。这种历史精神并不是仅仅如其所是地反映了本真面貌,而是从历史的深处获得其发展、迸涌、裁决的力量。李白的诗歌就属于这种历史性的审美精神的力量展示。李白从“古风”而来的复古,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精神的体现,因为历史并不是一味地向前向前获得其发展,倒是通过回返到历史的早先赢得其未来。

三、《古风》在盛唐诗歌中的位置

 

唐诗以复古而实现了它的复兴,而历史选择李白完成了诗歌复古运动的使命并取得了至为卓越的成就。

作为一种带有明确目的的复古,其根本即在于从一种价值的关怀下投身某种生活,从而实现一种生命意义的充实和丰盈。历史行进到唐朝,尤其到盛唐,在各种条件下都要求生活在其时代的诗人获得其历史精神而作出相应的决断,而这一要求就是对各种价值的复兴,即复古。

但我们说复兴古代的价值,并不是把各种曾经被人居有的价值混合起来使用,而是有所裁决、选择和聚集,并最终在一种审美的意义上得到统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包含着价值重估。显然,在唐朝传统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得到削弱,而其它各种价值方式相反占了上风。这直接表现为艺术价值对传统道德价值的优势。一方面,诗歌,作为某种形象再现的艺术方式,使各种价值人物和价值方式得到惟妙惟肖地刻画和显现,得到空前的复兴;另一方面,艺术本身也成了一种价值方式,甚至拥有一种更为本源而占据优势的内在力量。在这种价值方式的主导下,诗人又贡献了一种别具一格的生活伦理,比如他在诗歌种自称要“功成而身退”,或者仰慕鲁仲连的“意轻千金赠”的赠予的道德。尽管这些行为方式在历史都曾有过,但作为一种整体,唐朝尤其是唐朝诗人们的价值关怀还是十分迥异于其他各个朝代。

假如我们今天要追寻那种不同凡响的价值方式,我们就可以深入到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中去。这样,李白的《古风》放在其诗集中最首要的位置也就无足怪了。这样一种小型诗歌总集性质的组诗,既具体而微又从总体上概述了一种唐朝人的全新的生活方式,尽管其内容也有不少是古为今用,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翻新。从这个意义上,李白的《古风》,或许是一部具有总集性质的“诗经”,五言古诗里面的“诗经”。而这种组诗体例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又着什么样的意义,体现了了汉语思想中何种的特征,也还有待深入探讨。,首先,组诗架构体现了诗人的充溢才华,只有具有宏大造型能力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形式。另一方面,它或许体现了汉语思想中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因为古代中国很少有体系完整的史诗,是否这种组诗体例根本上是反体系的,但却又维持着较为宏大的规模?从某种角度上来看,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一种组诗体例。这有待更深入地探讨。

再次,《古风》全部采用整齐的五言诗歌。这种五言又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五言较之古代的四言,近代的七言,有着何种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五言规定着汉语诗歌中一种特殊的节奏,而由这种节奏主导的诗歌必定有着某种内涵特殊的情感。李白自己就说过:“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糜也。”可见节奏从来关乎着诗歌中深微的内容。如果说五言是汉语诗歌在其历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形式,那它也必定有着它特殊的涵义及无可替代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必须注入更多时间探讨的问题。

各种价值的复兴和综合,一种新的审美方式的建立,宏大组诗体例的运用,五言诗歌的纯熟运用,或许这一切共同决定了《古风》在唐代诗歌中的位置,那就是它“风雅之嗣音,诗人之冠冕”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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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唐宋诗醇》

[2] 引自杨慎《四川总志序》:“陈子昂悬文宗之正鹄,李白曜风雅之绝鳞。”

[3]有人以为李白效仿孔子晚年删定诗书之举,而认为此诗作于晚年,实则大谬!此诗诚然不是作于李白的早年,但所谓立志当立早,作为盛唐的天才诗人绝不至于在晚年才恍然领受到他的天命。而从这首诗歌流露出的气盖天下、横绝古今的志向来看,显然此时李白正处于青春壮年。况且孔子是在他推行仁政处处碰壁后才退求其次删定诗书,不可同日而语。在人生的青春壮年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李白禀有的一种诗歌信念,即使垂垂老矣,亦能请缨报国!这也是盛唐时代独有的气息,一种如饮醇酒般的时代气息!

[4] 李白在其临终诗中再次改写了孔子的形象,表达了这位诗人欲图翱翔天空到最终跌落尘世的悲壮情怀,也预示着盛唐生活方式的结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乎谁为出涕。”

[5] 见《盛唐诗》165页。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出版。

[6] 这也可以从唐朝皇帝玄宗本人颁布各家的思想经典可以得到求证。玄宗曾亲自对儒家经典《孝经》、道家《道德经》、佛家《金刚经》作注释,并颁行天下。当然后世一般说唐朝对三教“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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