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公案:善高于存在——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对柏拉图的两种读法 / 韩潮 | 返回首页 | 中国古代“交通”概念发微 / 燕连福  >>

2007-01-13
日暮乡关何处“是”——浅论Being的译名之争 / 槛外人
TAG:槛外人 海德格尔 Being

When you speak of being; for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you always from the first understood your own meaning, whereas we once thought that we understood you, but now we are in a great strait.

――The Sophist by Plato

 

海德格尔在Being and Time一书的卷首题辞中写道:“‘当你们说Being(德语Sein)这个词时,无疑你们早就熟悉它的意思;虽然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陷入了极大的困惑。’(柏拉图,《智者篇》,244a)当我们说Being时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Being的意义问题。然而我们今天竟还因为不懂得Being这个词就困惑不安吗?不。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来意义的重新领悟,具体而微地把Being问题梳理清楚。”(参见陈嘉映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

海氏这段话的原初阅读对象是1927年的德语读者。时至二十一世纪,当海学已成为国朝哲学界的显学,汉语读者弄清楚这个以西方语言为家的Being的意义了吗?我们为自己不懂得或自以为懂得Being这个词而困惑不安了吗?难道我们不需要重新领悟Being问题的本来意义,不需要具体而微地把Being问题梳理清楚吗?

Being的意义问题无疑是一个西方哲学问题,是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曾为之思殚力竭的问题,并以各式各样的偏离和润色一直保持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之中,直至在海德格尔那里再次异峰突起,成为诸神出没的奥林匹斯山。任何把Being的意义归约为中国传统理义的想法,即归约为阴、阳、道、器、仁、义。色、空等等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反之,把中国的传统理义归约为Being的想法,即把阴、阳、道、器、仁、义。色、空等等归约为Being的想法,同样是一厢情愿。

英语的Being、德语的Sein都转译自希腊语的on。旧译为“本体论”的ontology,即是关于on的学问,即是通译为“形而上学”的metaphysics,亦即是超越自然的学问。希腊语词on是动词einai的分词现在时中性单数,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其前身einai则是动词不定式,拉丁语译为esse,英语译为to be,德语译为sein,法语译为être。在每一种西方语言中都安了家的einai,兼有“谓述、同一、断真、存在、发生、作用……”诸义的einai,在汉语中却迷了路,找不到自己的家,因为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动词可以兼容这许多理义。仅举英语为例,陈康和王太庆先生都主张用现代汉语中的判断词“是”作译名,兼容to be 的诸多理义。好处在于,现代汉语中的“是”由古代汉语中的代词转化而来,别无他训;因此,用“是”作为to be的译名,只是廓张了“是”的义涵,丰富了汉语的思辨,却不会引人想入非非。(参见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的“是”?》)当然,用“是”作to be的译名无非是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发生事件,既非必然,亦非偶然,大可不必把一个“是”字提到一种吓人的高度,迫它承担“特殊的思想使命”。(参见黄裕生,《论“是”》)总之,当我们在语词“是”的名下思考西方哲学问题时,就如同懂英语的人在to be名下思考同一个问题。对应于英语动词to be转化为更为哲学化的名相Being(以及希腊语的on,德语的Sein),不妨把“是”写作“本是”,以示区别。与此相应,旧译“本体论”的ontology,亦不妨译为“本是论”。

反对者认为,对巴门尼德而言,对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而言,以“是”作为Being的译名固然相宜,但对海德格尔却不适用,理由是:海氏悬置甚至解构了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Being义涵的前理解,亦即海氏悬置甚至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关于esse essentiae(本质之是)和esse existentiae(存在之是)的两分法;由于在海氏看来,Being即是presence(在场,德语为Anwesenheit),因此,Being必须译为“存有”或“存在”,方能得海氏哲学的真传。(参见丁耘,《是与有》)国朝海氏的私淑弟子们却未想到,当国人在“存有”或“存在”名下思Being时,恰恰遗忘甚至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海氏哲学对Being传统义涵的悬置和解构,以为在“存有”或“存在”名下思得的东西即是西方人一向在Being名下所思的东西。一个有名的例子: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英译I think therefore I am,旧译“我思故我在”。其实,此处的sum(英语的I am)并无“在场”或“在世”的意思,乃指人的本质(essence)。故不若译成“我思故我是”,以引导国人老老实实地去弄懂笛卡尔在“我是”名下究竟思什么。另一个有名的例子:贝克莱的Esse est percepi(英译To be is to be perceived),旧译“存在即被感知”。其实,此处的esse(英语的to be)并无“存在”的意思,乃指事物的属性(property)。故不若译成“所是即被感知”,以引导国人老老实实地去弄懂贝克莱在“所是”名下究竟思什么。

国朝哲学家沉迷于将Being译为“存有”或“存在”的另一大事因缘,即今生今世挥之难却的“老子化胡”情结。丁耘教授在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中断言,只有“存有”或“存在”这层涵义,“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由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在西学方面的最大动力来自海德格尔”,Being的译名问题“主要缘于海德格尔的刺激”,而海氏解Being只谈“存有”或“存在”,这就为“老子化胡”提供了机缘。后期海氏甚至把Being也舍弃了,单思Ereignis,亦即思“无中生有”,这就更为“老子化胡”提供了机缘,以至于丁耘教授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一种即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哲学为中国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吊诡的是,丁耘教授在文章将近结束时再一次宣布(一个在我看来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实情):“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关于“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的能指与所指暂且存疑),同时却宣称:“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命运”;那么,“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最难令人苟同的是,丁耘教授在文章“结语”中写道:“最大的危险是,研究者们大多认为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并把这个相对合适的译名理解为中国思想本身的最高问题。”(参见丁耘,《是与有》)我个人认为,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Being的意义问题可以说与中国传统义理之学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人(包括陈康、王太庆先生等前辈在内)、也没有文献可以证实,关于Being的译名之争会成为“中国思想本身的最高问题”。                                                                                                                                                                                                                                                                                                                                                                                                                                                                                                                                                                                                                               



发表于23:03:47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  一段公案:善高于存在——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对柏拉图的两种读法 / 韩潮 | 返回首页 | 中国古代“交通”概念发微 / 燕连福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