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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06
《现象学导论》德桑迪著 / 邓刚 选译
TAG:德桑迪 邓刚 现象学


我将我05年翻译的Desanti的《现象学导论》(初版名《现象学与实践》)贴出来吧。当时因为觉得译得比较辛苦,所以译了一小部分,就停下来了,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将它续完。贴出来,算是回应楼主的讨论,抛砖引玉。现在回头看以前的翻译,觉得译得太差了,简单就不堪卒读。大家随便看看,狠狠批评,求其大义即可,不用太过认真。

书名:现象学导论
作者:德桑迪
译者:邓刚


目录

 

前言 0_1

导论 0_2

 

I 论胡塞尔现象学特有的先验观点

A绝对重新开始与无前设哲学的观念

B关于开始观念的一些批判性反思

1.黑格尔的时间与概念

2.在哲学家的功能这一问题上胡塞尔与黑格尔的冲突

3.先验现象学将思辨精神导向极致。接下来的困难。

 

II前三个沉思。先验场的现象学封闭性。

4.意识的结构

5.作为反思常数的先验结构

6.明见性与场的现象学封闭性

 

III第四沉思。自我与时间

7.自我建构的问题的工作

8.自我,习性的极。场的现象学封闭性与实存的封闭性

9.自我作为相(eidos)

10.       自我的秘密

11.       生成建构的观念与时间的秘密

12.       基本自我论时间的要求

13.       被要求而又不可能的时间的辩证法

14.       源初的观念的困难

15.       结论

 

IV第五沉思。他者与文化世界

16.       他者分析中的先验功能

17.       步骤的两个时刻

18.       两个时刻的连接的世界。作为源初之床的源始世界

19.       在何种意义上独我论不可超越

20.       思想者的幻像的共同根源与自我的困境

21.       先验现象学的概念想象

22.       一种最后的现象学的困境。历史理论的困境

23.       不可还原的因素:时间,他者与它们在历史中的统一性

 

结论

术语表

 

 

 

 

作为前言的后记

  目录

 

1963年,这部作品以《现象学与实践》为题首次出版。以相近的题名,现在这部作品重新出版,并未改动当年的文本。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不作任何变动。第一,我们不想改变那种思考方式,那种思考方式从写作的最初就关联着在那个时代激发这种思考方式的形势。文本的写作诞生于一次讲座,听众大多数由共产主义大学生组成,那时一场严重的危机正动摇着共产主义大学生联盟(Union des Etudiants communistes)[1]。让这个文本保持它的原来的编辑状态 ,我们认为重新产生了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特征是一部分哲学家所专门关注的东西,那时这部分哲学家倚仗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却通过模式化和死板的教条主义被终结了。第二个原因在于,对于我们这里介绍的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我们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好添加的了。今天,不管胡塞尔在法国遭受了怎样的冷遇,一种这样的批判对我们来说似乎仍然是有益的。更何况,整个胡塞尔中被追求的正是这种哲思意识的形式,这种意识自我相信有能力在所有事物上产生一种初始论述(un discours premier),这样在普遍和源始的教育者功能上将哲学家创建出来。这种教育学遭到所有方面的反抗,这并不足够熄灭教育者的这种特殊的狡诈而顽固的类型。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一字一字地从头来看十年前形成的这个批判,这个批判的位置不再属于当时所形成的计划。这一批判朝向另一个场的必然移动值得反思。请原谅我们从此以第一人称来表达,我们的顾虑是仅仅只是我们才登上了苦役船,并且只是以我们的名义说话,即使对于其他人如同对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和难以逾越的犹豫不决在那个时代乃是每天的面包。

 

*

 

在60年代之初,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如荆棘密布般的政治与哲学的境况之中。很久以来(在不少于十年的时间里,从1943到1958抽象地确定了一些界限),我拥有三个语言层次,或者说是三种语言,在三者之间我可以无忧无虑地移动。第一门语言,是我与生俱来的语言,我的哲学母语,随着我的不断学习,它逐渐锻造而成并且与我同体。为了寻求我的利益并形成我的一种风格,我本应该如同其他人那样安身于这种思辨话语的某一确定用法中。由于种种原因,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前是可以滋养这门母语的沃土,并且,今天我仍然不能完全地摆脱它。第二门语言,是学习而得的、本质上外在的数学语言。这种语言紧密而结实,不用修修补补。进入这种语言之中,就是在它的要求下自我折叠,它的哲学中立性将这门语言指示为种种观念的喧嚣得以沉寂的庇护所。充其量它的应用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很容易(并且令人愉快地)在我的母语中加以形式化。至于第三门语言,它本应该把我带入另一种历险。我并非通过通常的“哲学的”道路来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一类人:我想通过阅读那些已经被判定为富有启发性的文本来说话。完全与之相反。接近30年代末,我第一次阅读马克思时,马克思的一些命题,虽然在其领域内为真,但在我看来却显得缺乏基础。在我看来,《资本论》中的分析创建了一个合理性的小岛(与牛顿的《原理》有着同样的标题)[2],重要的是去探索合理性的根基。于是我很自然地想到,这个任务应该回归到“哲学家”(revenir au « philosophe »)。但是,就我来说,我从未考虑过要成为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以前,正是这种战斗性的实践(并非对马克思制订的理论步骤的理智认同),使我占有着“第三种语言”。然而,这是一门党的语言,一门战斗的语言,一门对我来说来自于外的语言,并且在马克思之后,这门语言在第三国际工人政党的原始列宁主义式实践中已经被订制和部分传统化了。为了肩负我的战斗责任,我必须说这门语言,必须将它的综合内在化。在冷战被确立起来的40年代末,我历经了一个艰难的学习期。那时,读马克思,就是要忘掉在青年时代所作的中立式思辨式的阅读(为了求知的阅读)。为了重估我所知的马克思主义,我断定对我来说能采纳的决定性的观点就是列宁的政党理论。通过满足战斗实践不断更新着的要求而变成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我从来都无意认同一个“世界的构思”,或任何某种“哲学”。正好与之相反:处在我的地点和位置,我意识到(我相信在实践中意识将不断被修正)我是一个演员,认识和社会变革的运动中的演员,而其中政党是这场运动的必要手段。至于对我的“理论场”的一致化,至于寻找能够组织我的三门语言的一体化综合,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完全缺乏兴趣的思辨之事。更何况在这种运动中,母语的固有的种种要求慢慢地被覆盖、被击退了——或者,至少它除了数学认识论那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外不再得以运用。——在这十年期间,我的理智活动得以扎根和激发之处基本上就是政党的活动,(在这方面我谨慎而有效地帮助着列宁理论)党被看作合理性自行产生的永恒家园。

然而,50年代末这种宁静被粉碎了。苏联共产党(P.C.U.S.)二十大[3]上对斯大林恐怖的揭露立刻产生了双重效果。首先,它显示出党的现实在各个方面都背离了列宁主义的“概念”。接着,它显示出语言完全能够没有任何指称对象(référent)。斯大林说着列宁的语言,传授着列宁的政党理论。50年代各国共产党基本上是通过他的著作学习列宁主义。然而,他的言语是空洞的:它只是一个幌子。因此,所有这些教育只是件谎言的衣裳,列宁主义的党只是一个基梅尔(Chimère)[4],只是一个骗人的玩意?那时,不管对于赫鲁晓夫报告的事实的真实性有多少我可以确信,我很好地提防了从那极端的观点中引出结论。对我来说,只要党最终接受讲一种真的语言,只要党和它的列宁主义本质一致,就有可能永远清算“斯大林之流”的残留并且避免重蹈覆辙。不管怎样的幻灭和“重击”(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将我与党分开了),直到60年代初的很长时间里我都维持在这种倾向之中。我甚至想(多么天真啊!)能够对这个阐明的努力有所分担,这个阐明能够让我们的党在斯大林主义之外找到出路,在这一点上曾被意大利共产党所激励。正是在这种精神中,1962-1963学年我接受了在几个马克思主义日的讲座上谈论胡塞尔。

今天,重读出自这种论述的这个作品,我看到如果我保留我的全部批判,在我的计划中就不能再保留任何东西。关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份作品的攻击中,我觉察到一种奠基的意图,这一意图在今天看来只是空想。那么,我指向的概念(实践)今天在我看来就象一个deus ex machina(拉丁语:意外的救星)。十年的距离,我发现,说真的我在这里曾尝试用第三种语言(我的战斗性语言)贯通到第一种语言,使被埋没的母语复活并将它用于阐明。在我看来有可能产生另一种论述,这种论述能使革命活动扎根在事物的最深处,也能在那重新找到我所忘掉的宁静。今天我已经不再相信这些。此根无处可在。我不再留恋于这些局部性的合理性。在这些合理性之外,我看不到什么能够被言说的。在我眼中,这是取消先验现象学的补充理由。自我已死,实践已死。

1973年八月

 

 

 

作者是巴黎第一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这一著作一步一趋地紧随胡塞尔的著名文本《笛卡尔式的沉思》的结构。在每一部分,作者都显示出现象学自我封闭的那些困难(时间的建构、主体间性的建构、一种历史理论的建构)。他在这些困难中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无能为力,这种哲学想坚持意识的唯一证明,并通过纯粹化来复苏笛卡尔式的极端主义。

 

 

导论

主题的修正和文章的计划

我们的交流的主题是:现象学与实践。必须考虑到随后的作为一项研究的导论的文章,这项研究人们能最后修改,并以“现象学与辩证法”为题。今天,重要的是证明:所有的意识哲学如何要求朝向一种实践哲学被超越。更特殊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意识哲学的被给予的最纯粹的表达,它自身如何要求朝向一种实践哲学被超越。通过重建现象学的重要步骤,重要的是看到这些步骤提出的问题如何不能在其内部得到解决,于是重要的在于在另一个因素中重新提出这些问题。这个因素,就是“实践”。

这样,主题被限定了,重要的是摆脱一个先决问题。这样一个研究有何用?为何用现象学来这样解释?人们可能会说一种意识哲学的有效性问题已经被黑格尔解决了,从此人们不再提出这个问题。

事实上,黑格尔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批判了康德和费希特的先验主体哲学固有的片面观点。同为事实的是,《精神现象学》所找到的不幸意识的分析已经包括了“实存哲学”的最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在历史的人的自我教育的运动中处于整体化的状态,又重新被置入这一运动,并且,在他们的显现、他们的变动、他们的概念中被理解。黑格尔之后,悲剧人物(意识、实存,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在同一个论述的一体性中互相依赖地激活其对立面,这些人物彼此分离,而他们本应该尝试各自为各自而活。事实上,他们曾经互相冲突,在一个体系的生命中只有一次曾经和解;事实上,对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现在系统只是死物,在孤独中他们变得比过去更苛刻,并且他们的追求推得比以前更远。就这样分离了的因素中的每一个都曾找到自己的哲学:为了尝试以最深邃、最专一、最根本的方式在自身中安居,某些思想家:例如,齐克果,在“实存”(l’existence)中;胡塞尔,在“意识”中;至于“概念”,在此情况下他是穷亲戚;它几乎不值得思想家为之尝试,只有哈姆林(Hamelin)[5]除外。当然,如果人们接受坚持体系诸要素的分离的尝试,这仍然是黑格尔式的(参看克罗齐[6],以及,在最小的程度上,布拉德雷[7]的唯心一元论)。

知识的问题在哪些复杂历史条件下终结于一个这样的解体。这个问题对它来说只是值得一个冗长的检验,我们在此不便展开,更何况在马克思主义这边这个问题已经是众从工作的对象。我们强调的是接下来的观念。在紧随布尔乔亚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中,这一摧毁体系哲学的运动,在与一个对立运动的联系中展开: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和作为研究方法和适合于保证这一理论的工作和进步的世界的完整概念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飞跃。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观点的简单改变。它实现着更多:一种精神的迁移,这一精神放弃了它的传统位置,即思辨论述的天地,接近另一片大地:日常生活中人们生活着的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世界。这样,迁移的精神扎根于这片大地。在那里,衡量着新的任务(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使之符合社会关系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它的变化的本质?),发现了新生命的源泉。于是,人与世界的联系就被在于理解为实践的联系,人的活动被理解为实践。就其本质,人不再只是通过分有被定义为认识着的精神(亚里斯多德传统的Nous,笛卡尔传统的心灵mens)[8]。也曾通过他在大地上的活动的普遍形式而加以定义(这一点部分地是来自于《精神现象学》的教导)。这个形式就是劳动的形式。

这种在其自身自然场所(大地)的“精神的迁徙”,这种原本因素(劳动)的发现,调解了人的古老定义的两个方面。有人曾说,人是“有说话天赋的生命”(亚里士多德)。一方面,他的存在(生命)属于自然;另一方面(逻各斯,努斯),他是超自然者(supranaturel)[9]。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更加扩大和加重了这种二元性(参看:圣奥古斯丁的后继者直到康德的古典哲学)。现在,,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沉思,在劳动之中,人重新找到了他的作为逻各斯的活生生地生产者的一体性。

从其出发点开始,马克思主义的计划就是统一的。人是在物质性与文化、实践、知识的统一体中,在实践和知识的统一性中,在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中,人是在这样一些统一性中思考和行动的。在人的历史的折叠中并通过历史的诸时刻,人的“实体”生活着,而人的历史作为这一历史的自我生产,在劳动之中并通过实践得以产生。这个实体只是世俗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体系的三个相互分离的因素似乎都找到了它们的位置,从它们的共同的根基处开始飞跃:在劳动中开始的人在世界中的实践联系,透过作为生产的源泉而这样产生着的历史而显现出来。“实存”、“意识”、“概念”在此要求在它们的联系中得到思考,不再是在一个体系的一体系中以及作为二者间的替代,而是在这种源始的实践关系的发展和建构的运动中得到思考。

于是,这就衍生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摧毁从黑格尔主义的解体中生成的片面观点,应该建构马克思主义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内在契机。此处问题不在于简单的论争性的对峙,在对峙期间人们通过计算成功与失败,一个个主题一个个观点地逐一比较。问题在于一个奠基性的步骤,期间马克思主义主义赢得自己的统一性。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推广形式的建构性步骤中,那些片面的“哲学”应该被跨越和被废除,作为“哲学”被取消,就是说,作为宣称在源始冲动中永远朝向所有真理的思想运动,那些哲学将被取消。还有,既然它们这样显示着,跨越它们是适合的。“取消”一种哲学,实际上就是消除它的奠基性步骤,显示出这一步骤导致了这一哲学所面对的对象残损不全,并导致用来达到对象的认识的诸方法被败坏了。但是,重要的是细心地追随这一步骤以便证实它或摆脱它。我们可以确定一种这样的运动不能建构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的研究。这个“奠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才自我显示。在历史认识中,主旨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允许一种在世界之上的符合他的变化本质的行动。这远远不是通过“奠基”建构一种证实;首先因为它要求一种关于真理之实践根源的反思;而且因为它应该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通过在最深处的扎根在思辩哲学的废墟之上的必然展开,这个最深处,正是那些哲学家们因其奠基之意图所朝向之处,并且是他们宣称已经到达之处,但也是由于他们的假设而永远不能到达之处。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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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on des Etudiants communistes,一个大学生组织

[2] 牛顿《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

[3] 1956年2月14日, 赫鲁晓夫上台后召开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

[4] Chimère,怪兽名。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吐火怪物。转义为空想、无法实现的计划。

[5]哈姆林,可能为OstaveHamelin,新康德主义者,巴黎大学教授,他赞同黑格尔的体系。

[6] 克罗齐,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7] 布拉德雷,英国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8] nous,希腊词,指心灵,精神;mens,拉丁词。

[9] 参见亚里士多德,《动物志》736b28,他说“只有努斯是来自于外,因为努斯是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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