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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7
《“封建”考论》(连载之一至十八)/ 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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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了。

——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 Hegel

1770—1831):《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

 
2002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乘船旅行于山川如画的莱因河中游 ,舟行间,只见两岸每距二、三十公里的苍翠峰峦,多有灰色城堡耸立,它们或者已是断壁残垣,或者还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这正是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对此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本为表述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意谓“封土建国”、“封爵建藩”,近代以前在汉字文化圈诸国(中、越、朝、日)未生异意。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中两国先后以“封建”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封建”一词经历了概念的古今转换和中西移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深化了此一术语的涵义。“封建”作为近现代概念史上的重要案例和历史分期的关键环节,释义纷纭,展现了思想文化领域错综复杂的演绎状况,其成败得失与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关联,故对其考索探究、阐微决疑,既非细事,也非易事。

近代以降,汉字文化圈在对译西洋术语时,取音译、意译两法。音译所用汉字扬弃了字意,仅存字音,起着拼音符号作用,以模拟原语的读音,如以“逻辑”译logic,以“布尔乔亚”译bourgeoisie。音译不会引起词义错位,但也未能给译词提供意义支撑,其含义只能在词形以外另加诠释。然而,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不仅有语音,还有语意,包蕴着文化内涵,掌握汉字文化的人更倾向于用意译方式推介外来词。所谓意译,指按外来语的构词词素,将字面意转换成相应的汉语表述,如上举两例英语词logic(逻辑)和bourgeoisie(布尔乔亚),又意译为“论理学”和“资产阶级”,可由词形窥探内涵,从而为译词提供意义支撑,意译的优长即在于此,掌握汉字文化的人可以观文索义,易于理解。当然,望文生义也可能诱发歧解,这是由汉语的一词多意性和汉字的多种构词法造成的。

意译又分两种,一是创建新词以对译西洋术语,如“哲学”、“美学”、“体育”、“义务”等等便是新创意译词。二是借用汉语旧名对译西方术语,中国人更习惯于此法。以旧名译外来术语从而衍为新名的成功之作不少,如“伦理、政治、范畴、机器、权利、物理”等等便是。言其“成功”,是由于它们较好地实现了古今义的因革、中外义的对接。如“物理”,作为汉语旧名,本义“万物之理”,自明清之际至近代,中日两国借以翻译Physics,意指一门近代科学(包括力学、声学、光学、电学等),内涵收缩,特指性明确了,然新名“物理”与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相合,东西义顺利地实现涵化。

概念、范畴的演变,是人类思想更革的表征,反映了知识量的扩大和认识过程的迁衍、深化。然而,由于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牵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题,情形错综复杂,误植也时有发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研究虽有成就,但在理解中也出现一系列文化错位,即用本民族传统理念去扭曲和附会西哲的理论和概念,诸如“理性”概念的误读、“科学”的实用化、“辩证法”的降级诠释、“实践”概念的变形、“自由”概念的附会,等等。①

意译间旧名衍为新名发生文化错位,还可罗列一些典型例证。一如“经济”,旧名本义“经世济民”,而在对译Economy时形成的新名“经济”,含义转为国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之总和,兼指节约、俭省,与本义脱钩,新义又无法从“经济”词形推衍出来。②再如新名“形而上学”,是借《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对译Metaphvsics时形成的,此新名之一义“超验哲理”,与旧名本义方向相切合;但所含反辩证法的“静止论”、“机械论”、“外因论”之义,则全然背离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也超出了旧名“形而上”的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③另如“自由”、“自由主义”,“个人”、“个人主义”等新名,在古今转换、中西对接的过程中,也在不同层面上发生古今义错置、中西概念彼此遮蔽的情形。

至于我们早已“日用而不辨”的史学术语“封建”,在新旧名更替之际,其概念误植尤显突出,造成的后果也较为严重。笔者在莱因河两岸目睹的昔日容克(Junker)贵族们俯摄田园农户的古堡群,无声却有力地诠释着与“封建”相对译的西语feudalism的内涵(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也呼应着汉语旧名“封建”的本义(封国土、建诸侯),比照之下,流行大半个世纪的泛化新名“封建”的偏失自现。有学者将新名“封建”的概念误译严厉批评为“语乱天下”④,并非过分之辞。

术语厘定,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必须拥有一批义项单一、内涵精准、外延明确的术语(尤其是核心术语,或曰关键词)。如果“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值、市场”等术语的含义紊乱,经济学只能是一派昏话。有了“细胞、根、茎、叶、花、果实”等术语的确立,植物学方可能成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术语的界定也至关紧要。仅以大半个世纪来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而言,之所以长期聚讼未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封建”等核心术语(关键词)的概念没有厘清,义项未能获得一致。

主张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先生(1893—1969)所称之“封建”,虽纳入“五种社会形态”之中,却仍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范老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⑤

主张战国封建说的郭沫若先生(1892—1978)、翦伯赞先生(1898—1968)所称之“封建”,则抛弃旧名本义,加以泛解。郭老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称实行君主集权的秦始皇为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先生曾主西周封建说,后又改为战国封建说,称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①这些论说中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古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主张两汉封建说的侯外庐先生(1903—1987),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可见侯先生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②,其对“封建”作泛解也是明显的。

持魏晋封建说的尚钺(1902—1982)、唐长孺(1911—1994)、王仲荦、何兹全(1911—)等先生不赞成将“封建”泛化,从魏晋间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再作引申,兼容古义与西义。③ 尚、唐、王、何诸先生所诠释之“封建”,实现了古义与今义的融通,也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较相切合。

以上诸家自立标准,各说各话,莫衷一是。这种核心术语内涵歧异、义项多设的讨论,必然出现同一议题之内“概念不一”、“论旨转移”的逻辑前提问题,从而无法在历史分期上获得共识。当然,由非学术因素作用,似乎也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如统一为“战国封建说”,将周末至明清称之“封建时代” ),但那种“共识”只能是一时“众服”的假象。

在同一词形下,旧名变新名,不乏因革恰当的良例,如“科学”、“革命”、“共和”等等,新名所含概念既与旧名保持联系,又有合理的引申,并与对译的西洋术语所蕴概念相涵化。④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封建”由旧名向新名转换,在一些重要史家那里发生了文化错位——

甲、封建泛义(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本义(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本义指示的方向相背反;

乙、封建泛义又与相对译的英语词feudalism西义(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

丙、汉字词“封建”的上述泛义超出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全然是外在强行注入的。

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于是,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诸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需的严密的概念座标系。

可见,新名“封建”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关涉到中国历史的框架构筑,兹事体大,笔者不得不沿“《春秋》责备贤者”故例,考究笔者十分敬重的某些前辈学人在何处失足,推原此一新名“形义脱节”、“名实错置”的症结所在。

在追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有一点似可预先排除:令“封建”含义泛化者不通古汉语及中国古史,或不谙西语及西洋史,方造成概念误植。事实上,将“封建”概念泛化的先生,大都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庄园,并不生疏。故“封建”泛化,决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西义,而是另有原由的。因此,“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可以总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问题。故单从词语角度讨论“封建”的古义及feudalism的西义,只廓清了论题外围,而尚未升堂入室、直逼要害处。

了然于此以后,笔者决计另辟蹊径:在确认“封建”本义及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演绎的轨迹,对其作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考察这个原本创制于中国,又由近代日本借以对译西文的新名,逆输入中国后逐步异化的具体过程,尤其用力于探讨几个导致概念变更的关键时段(如清民之际、五四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几年间)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在此种社会—文化生态下的语义迁衍。这一在古今沿革及中—西—日三语境间的溯源讨流,将构成本书主体。笔者愿与读者诸君一道,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的过程中窥探“封建”被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最后,提供一种改良设想,供诸君参考。

一位语言学者说:“词义属于语言学范畴,概念则属于逻辑学范畴。”①本书题名《“封建”考论》,意在从“封建”词义的历史考证入门,进而在概念史的论析上展开,故联称“考论”,也即由词义史之“考”导入思想文化史之“论”。笔者试图通过对“封建”从旧名向新名转变过程的辨识,为长期困窘于“名不正而言不顺”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提供一个厘清概念(正名)的思路。

以上尝试可以称之一次围绕“封建”名目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遨游。此游不尽如春游踏青,可以纵情领略“千里莺啼绿映红” ,有时还需要攀援山岩、潜入溪涧,或许不大轻松,但此番辛苦跋涉若能使诸君获得某种野趣,产生探求“深山更深处”的向往,以获得“封建”问题的真解,笔者将不胜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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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邓晓芒:《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十大文化错位》,《世界哲学》2002年增刊

② 参见拙文《“经济”概念误植考》,日文本,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乜ン夕一编《日本研究》第31期

③ 参见拙文《新名辨析——以“经济、封建、形而上学”为例》,载《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崇文书局2005年版

④ 侯外庐:《论中国封建的形式及其法典化》,侯先生言说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第四目

⑤ 参见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延安)《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1940年;《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1954年第1集

① 参见郭沫若《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新建设》1951年第4期;翦伯赞《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

② 参见《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侯外庐《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

③ 参见尚钺《如何理解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教学与研究》1956年第4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参见拙著《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年版)关于“革命”“共和”“科学”等新名生成的论述
 
① 曹炜:《现代汉语词义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第一章 “封建”本义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汉语旧名“封建”,本来内涵明确,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①;其外延则指殷周分封制度,以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涉及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等等。此皆为古时不刊之论。

为昭显“封建”本义,以下略作文字考释。

封建由“封”与“建”组合而成,为联合结构词。“封”初见于甲骨文,“建”初见于金文。

 
一、释“封”
 

二字词“封建”的基干组字是“封”。
 

(一)“封”之本义与引申义

“封”字甲骨文作 〔《甲骨文合集 甲二九0二》〕,为树木象形,作动词用,象土上种植丰茂的树木。

周代青铜铭文中的“封”,形似一株植物“ ”与两只合围的手“0”组成  (《康矦丰

鼎》),衍为  (《召伯簋》),象人手给植株培土,聚土植树。②

“封”又指堆土堤,土上植树以增固,引申为作境界林以划分田界、疆界,《周礼》在述及大司徒的职守“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时,讲到其一项划界工作:

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③

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注:“封,起土界也。”故“封”是从培土植树本义,推出作境界林以划分界域义的。《小尔雅·广诂》释曰:“封,界也。”唐代考据家颜师古(581—645)为《急就篇》作注说:“封,谓聚土以为田之分界也。”

“封”从堆土植树、划分田界义,进而引申为帝王将土地分赐给亲戚或功臣作领地、

食邑。《墨子·鲁问》:“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孟子·告子下》:“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两例之“封”皆指赐土立国。

 “封”还指给予爵位名号,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西晋史家杜预(222—285)注:“爵上公”。《史记·魏公子列传》:“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史记·高祖本纪》:“封韩信为淮阴侯”。两例之“封”皆指颁赐爵号。

“封”的引申义的文字学表述,见于许慎(约58—约147)《说文解字》:

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①

周秦以降,“封”的赐土颁爵引申义广为通用。

“封”又作名词用,指疆域,《左传·僖公三十年》:“(晋)既东封郑,又欲肄其西封。” 讲的是晋国东边疆域至郑国,又想扩展西边疆域。前一“封”字为动词,后一“封”字为名词,杜预对后一“封”字作注曰:“封,疆也。”

作为名词的“封”,还指所封领地,《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我有四封,……何故不可。”《荀子·强国》:“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二例的“封”,皆指分封的疆土、领地。

王国维先生(1877—1927)据殷墟卜辞,证明“古邦、封一字”。此说古人已有论述,《释名·释州国》曰:“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段玉裁(1735—1815)注:“邦之言封也,古邦、封通用。”②《墨子·非攻下》:“唐叔与吕尚邦齐、晋。”此“邦”同“封”。《书·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史记·周本纪》则作“封诸侯”,可见“古字邦、封同”。不过“邦”多作名词用,“封”多作动词用。王国维发现,“邦”在卜辞中甚少见,周金文则常见,说明周代盛行封建,众“邦”林立。

 (二)“封”之组词

“封”组成多种与分封制有关的二字词、多字词。《左传》、《周礼》、《孟子》等书中多有“封疆”、“封国”、“封域”、“封其四疆”等用例,其“封”皆指周天子将土地赐给诸侯以建国。“封”还组合为“封人”等职官名和“封君”等贵族称号。

封国  《周礼·夏官·大司马》:“制畿封国,以正邦国。”郑玄注:“封,谓立封于疆为界。” 又如《周礼·秋官·罪隶》:“凡封国若家”,孙诒让(1848—1908)正义:“建诸侯为封国。”

封疆  《淮南子·主术》:“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史记·商君列传》:“为田开阡陌封疆”,张守节正义:“封,聚土也;疆,界也;谓界上封记也。”引申为疆域,进而引申为封疆大吏,《明史·兵志之》:“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指总揽一地军政大权的官员,因类似古代分封疆土的诸侯,故名。

封人  西周设“封人”职官,为地官司徒的属下,《周礼·地官·封人》:“封人掌诏王之社壝 ,为畿封而树之。”西周的“封人”,是管理分封具体事务的职官。至春秋,仍有“封人”职官,《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朱熹集注:“封人,掌封疆之官。”封人又指边疆地区长官,如《左传·隐公四年》:“颍考叔为颍谷封人”,杜预注“封人”为“典封疆者”,即边地官员。另外,《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使封人虑事”的记载,此“封人”指楚国筑城的主持者。

封君  战国时受封者称“君”,如楚国的舂陵君、昌平君、春申君、应君、养君之类。班固修《汉书》时,在受封诸“君”之前加一“封”字,又用“封君”作为汉代的“诸侯王”和“侯” 的比代之称,约指领受封域的贵族。如《汉书·食货志下》:“封君皆氐(低)首仰给焉。”颜师古注:“封君,受封邑者,谓公主及列侯之属也。”

封授  与动词“封”相并联的动词是“授”,《左传·定公四年》讲到封卫康叔时,“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授”的对应动词是“受”:天子封授,诸侯受封,要举行仪式,由司空授以五色土,司徒授以民。诸侯受封,即所谓“受民、受疆土”。①封授与受封双方共同组成封建制。

由“封”作基干组合的重要二字词还有封禅  因“封”的本义是垒土,而古代祭告天地鬼神须垒土作坛,故动词“封”又演为筑坛祭祀之义,与“禅”(意为除过草的野地,引申为整理洁净的祭神之处)联合为“封禅”,指祭祀天地。②“封禅”专指帝王祭泰山,是战国以降的用法,《大戴礼·保傅》:“封泰山而禅梁父。”秦皇汉武更盛行封禅泰山,《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孝武本纪》、《封禅书》多有记述。《史记·封禅书》:“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张守节正义:“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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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封建考》

② 参见《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③ 《周礼·地官·大司徒》

① 《说文·土部》

② 《说文·邑部》“邦”注
 
① 《大盂鼎》,《两周金文辞大系》第33页

②  参见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二、释“建”

 

组成“封建”的“建”字,与“封”义近,起配搭作用。

 

(一)“建”即立,“建”即封

“建”字,首见于金文  (《萩建鼎》)。

“建”是动词,本义为“立”,有“设立”、“设置”之意。东汉至清的古典笺注家均以“立”释“建”: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建,立朝律也。”释“建”为“立”。

《老子》四十一章:“故建言有之”,西晋·王弼(226—249)注:“建,犹立也。”

《礼记·王制》:“州建百里之国三十”,唐·孔颖达疏:“建是树立之义”。

南朝·顾野玉《玉篇·廴部》:“建,竖立也。”

《尚书·洪范》曰:“皇建其有极”,南宋·蔡沈(1169—1230)《书集传》:“建,立也。” 《周礼·天官·叙官》:“惟王建国”,清·孙诒让正义:“凡立皆为建”。

《周·地官·大司徒》言及大司徒的职守时,提到“建王国”、“建邦国”。《周礼·地官·小

司徒》又说:“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凡建邦国,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这几例“建”皆为“立”意。《广韵·愿韵》:“建,树也。”

在相当多的情形下,“建” 与“封” 同义,指封赐、封立。《易·比·象传》:“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王弼注:“建万国,谓割土而封建之。”《周易》的屯卦、比卦、豫卦的经文中,多次出现“利建侯”、“宜建侯”之类句式,其“建”义均同于“封”。《诗·鲁颂·閟宫》:“建尔元子,俾侯于鲁。” 此“建”,义为“封立”。

《左传》载,周景王之子王子朝(?—前505)先后赶走悼王、敬王,自立为王,后晋国出兵帮助敬王复位,王子朝奔楚,行前告于诸侯: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①

这里的“并建母弟”,即分封母弟,“建”亦同于“封”。

 

(二)“建”之组词

以“建”为基轴,组成多个二字词。

建德  作为动词的“建”与名词组合为多种二字词,如与“德”连为“建德”,《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传·定公四年》:“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国语·周语中》:“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诸例“建德”,皆指立德、立有德之人。

建业 《史记·淮阴侯列传》:“欲建万世之业”,此例可简约成二字词“建业”,意谓创立业绩。

建国  “建”又与“国”连为“建国”。《左传·桓公二年》有“天子建国”一语,杜预将“建国”释作:“立诸侯也”。《礼记·祭法》有“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之句,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 两例“建国”均指天子封立诸侯国。“建”的“封立”意,《诗·鲁颂·閟宫》的“建尔元子”(封立长子)句早有显现。在“建立国家”意义上使用“建国”的名例有《礼记·学记》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建立国家,统治人民,首先要设校施教。)

此外,还有“建侯”用例,如《易·豫》“利建侯,行师”,其“建侯”指封立诸侯。上例之“建” 与“封” 大体同义,均指“封立” 。

许慎的《说文解字》曰:“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清人段玉裁对此说有所质疑,表示不知许氏之说的依据何在,段氏注:“今谓凡竖立为建。”许慎释“建”为“立朝律”,是在特定语境中形成的意义,正如“建”在特定语境中有“立社稷”意义一样。

分论“封”与“建”之后,再综论二字组合词“封建”。

 

三、释“封建”

 

二字词“封建”始出《诗经》,《左传》等战国以降典籍常见。

 

(一)“封建”:从“大立其福”到“封邦建国”

周代虽实行封建制,但“封”、“建”多分用,合为“封建”一词,初见于《诗经》颂商的诗篇:

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①

毛传曰:“封,大也”,故此处“封建”意谓“大立”。反映商初政治的《殷武》,说商汤秉承天命,监督下民,使之不得僭越等级、滥用刑赏,不得荒怠职守,施行教令于诸邦国,大享福份。此一诗句议及商王室与封国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却并未明讲商代分封诸侯国的情形。这里首次出现的整词“封建”,不宜作“封土建国”解,东汉经学家郑玄笺释“封建阙福”为“大立其福”,较为确切。

《诗经》反映西周政治的诗句则进了一步,虽未出现“封建”一词,却已言及周初分封的具体情形: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②

此一诗句讲到,周成王对叔父周公说:立您的长子伯禽为鲁侯,开辟那国土,以辅弼周王室。成王又命鲁公(伯禽)作诸侯于山东,把那里的山川封赐给他。

在封邦建国义上用“封建”一词,较早见之于《左传》:“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③孔颖达疏:“故封立亲戚为诸侯之君,以为藩篱,屏蔽周室。”

后之儒者诠释《诗》、《书》,将“封建”明解为封爵封土以建国,《说文》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建,立朝律也。”指帝王以爵土颁赐诸侯,分茅列土,使之在所领有区域建立邦国,此即所谓“封国土,建诸侯”。近人杨伯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说:“封建,以土地封人使之建国。”是为简明之诠释。

 
(二)封邦建国之始

《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集合诸侯,诸侯尊黄帝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里的“诸侯”、“国”,是以后世之名称借指上古,实为氏族、部落,并非跨入文明门槛后的国家。黄帝是传说中多个氏族、部落联合体的公举领袖,半非国君,尚谈不上分封诸侯。

夏分封 夏代开始跨入文明门槛(使用金属器具、建城立国),早期分封出现,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④ “姓”因“生”(血缘)而来,“氏”因“土”(地缘)而来,所谓“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⑤《夏本纪》讲到夏王分封的部落方国,均为以姓、氏命名的小国,是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然夏无传世文字,夏代封建带有传说性。

商分封 关于商代封建,司马迁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⑥其封国仍以姓、氏为单位。殷商分封有甲骨文的原始记录为证。殷墟甲骨文显示,殷商已有分封子弟之制,如商王武丁时已有许多封国,封为“侯爵”的称“侯x”(如封在雀地的称“侯雀”),封为“子爵”的称“子x”(如封在宋地的称“子宋”)。顾颉刚先生(1893—1980)据此认为殷时已有系统的封建制。①有学者经考索称:“卜辞中有称子某的贵族90余位,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商王的儿子,但大部分应当是子姓贵族。”②周初发布诰命中,有“伊、旧、何、父”,“儿、耿、肃、执”诸大姓,《逸周书·商誓》称其为“殷之旧官人”,此八部族当为商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周初继续受封。

简言之,夏、商进行的是氏族分封,形成一种氏族联盟式的邦国群体,或者反过来说,夏、商分封是对氏族邦国群体的承认。夏、商分封可约略划入“古封建”之列。

西周分封 封建成为完备制度,当在西周初年。王国维论及“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第一项便是:

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③

王氏周代始有立子立嫡制之说尚可修正,如殷代自庚丁后已五世传子④,故殷时已行封建子弟之制。然而,将王氏封建制的完备化确乎在西周,西周结束了夏、商的氏族邦国联盟状态,逐步进入一姓(异姓辅佐)掌控天下的政治格局,这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三)“封建”内涵

封土作邦 “周初大封建”与周人对东土的征服和殖民相关。周金文关于分封多有记载,如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武王嗣文王作邦”,“作邦”即“封国”,可见周初把封邦建藩视作镇摄东土的头等大事。《召伯虎敦》铭文称“仆墉土田”,讲到受封者在封土上行使政治管理权。再参之以前引《诗·鲁颂·閟宫》关于周王封鲁的记述,殷周的封土作邦,其原生态情状历历在目。至于战国以后的史典《左传》、《史记》等,关于封土建国的描述更加详细具体。顾颉刚据之给“封建”下定义:

国王把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分给他的子弟和姻戚听做“封建”,封是分画土地,建是建立国家。⑤

  后儒不断修饰古代封建,使之整齐划一,加以理想化,如《礼记·王制》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万章下》等战国时期典籍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记载。此种以周王为顶点,严格的班爵禄秩列,并非殷周时的实态,殷墟甲骨文、西周金文均不见五等爵序列。侯外庐说:“三代‘封建’的‘秘密的形态’,是从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学者所裁制的一件神秘的外衣。”⑥此议若指殷周不存在封建形态,言之过甚;若指“五等爵”系后世裁制,则自有道理。

 载录春秋时列国原始史料,成书战国的《左传》等文献论及封建制的不胜枚举,而最具概括力的是《孟子·尽心下》的一段话:“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如果说,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诸侯尚未充分掌控此“宝三”,那么,春秋战国的诸侯确乎拥有由“土地、人民、政事”组成的完整主权,这既有别西周封建,又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政制大不相同。

在古代语境,“封建”主要是一个政制概念,却又牵连着经济的、社会的制度。一位经济史家说:

封建制度是一种农奴制剥削,是以劳动的自然形态来剥削农奴的无偿劳役,为了实现这种无偿劳役就不能不有一个适应这种剥削的土地制度,……。正是由于土地是由封建领主根据一定的土地分配办法分配给(即授予)农奴的,建立起上下隶属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封建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关系之上,1.“溥天之下,莫非王土”,2.“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后者又是实现前者的条件。pr

以下通过西周社会,我们进而观照封建制度的历史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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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① 《诗·商颂·殷武》。

② 《诗·鲁颂·閟宫》。

③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④ 《史记·夏本纪》。

⑤ 《左传·隐公八年》。

⑥ 《史记·殷本纪》。

① 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9—330页。

②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③ 《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④  见《史记·殷本纪》。

⑤ 《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古史论文集》第二集,第329页。

⑥ 《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p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1页。

四、西周封建


“封建”是一个历史概念,殷商封建不同于西周封建,西周封建不同于东周封建,秦汉以降封建更大异两周封建。封建制的确立完成于西周(以往多将西周起迄定在前1066—前771年,李学勤等专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订,西周建国于前1046年),本目着重概述中国封建制的典型形态 ——西周封建。

西周封建制生成于较为后进的周人征服较为先进的般人及东方诸部族的过程中,封建制从周人的氏族制过渡而来。这与欧洲封建制形成的情形有着可比之处:封建制并非罗马的奴隶制国家制度的自然衍生物,而是由处于氏族社会的日耳曼人的军事征服与罗马某些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封建制承袭了日耳曼氏族制的若干特性。同此,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刚走出氏族共同体的周人与殷商典制相互作用的结果,故傅筑夫说:

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在中国是发生在西周初年,从中国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个巨大的历史变革只能发生在西周初年,……。①

(一)文王、武王、周公三次封建

西周封建,一般说法有两次(武王封建与周公封建),然此前的文王时期,已重视在王畿内用分封制使周人扩展领有的土地,这可称之第一次封建。②第二次封建在武王时,武王克商以后,并未消灭殷贵胄,仍封纣子禄父(武庚)于殷(原来殷商的王畿内),命弟管叔、霍叔、蔡叔为“三监”,监督武庚。武王死后,成王幼,武庚偕奄及淮夷,联合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平叛,再度灭殷,诛武庚、管叔,平定奄及淮夷,在更广大的征服领域分封姬姓宗亲及与姬姓联姻的姻戚和功臣,康王时继续分封,成康之际为第三次封建(俗称周公封建)。这前后三次封建,以周公封建最为完备,故梁启超有“真封建自周公始”之说①。

在殷商,王与诸侯尚未确定君臣名分,周武王克殷后大分封,称诸侯为“友邦君”,君臣名分仍未明确。②直到周公东征平叛,再行分封时,才明确封建诸侯为周之臣子,“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③故周初三次分封,可归为前后两个档次:(1)文王、武王分封,大体沿袭商代的方国部落联盟形态,天子长诸侯而未君诸侯。(2)周公分封,天子正式成为诸侯的君主,王权得以提升。

自周成王起,还形成“乡遂制度”,也即“国”与“野”对应的制度。“国”指都城及其近郊,近郊分为“乡”。都城住着上层贵族和手工业奴隶、乡住着下层贵族“士”,都、乡居民合称“国人”。“野”(或称“鄙”、“遂”)指广大农村,住着从事农业的“庶人”(或称“野人”)。诸侯国也实行“乡遂制度”,如鲁国有“三郊三遂”④,又称“三乡三遂”。军队由国人组成。庶人耕作于贵族领有的“公田”,贡献实物和服役,也耕作于“私田”,以养家糊口。“国—野”对立、“国人—野人”相应,是西周封建制的基本格局。

(二)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互为表里

周代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与共生。《左传》关于封建制有两段名论: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⑤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⑥

前一段话讲的是,周代自上而下层层封建:天子立诸侯,诸侯立卿大夫,等等,上下等级分明,以免除窥视、争夺。

后一段话讲的是:周公因管叔、蔡叔联合殷后裔武庚叛周,故广封亲戚功臣,以作周室屏障,“为周室辅”。这“封建亲戚”(包括封同姓兄弟子侄和异姓姻亲),其原则便是前一段话提及的“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宗法制和等级制。

概言之,西周宗法制包括嫡长子继承君统和余子分封两项内容,故分封制以宗法制为基旨,宗统与政统合而为一;又与等级制彼此渗透,由分封确认等级,因等级巩固分封。

(三)西周封建的两大级次

西周封建有多个级次(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等等),而重要的是“天子建国”与“诸侯立家”。

1、“天子建国”

甲  封授诸侯是周天子的特权,《谷梁传·僖公二年》:“故非天子不得专封诸侯,诸侯不得专封诸侯。”

乙  周天子通过册命将封授法典化。如周公代表周王在祖庙举行“册命”典礼(“册”为分封仪式上太史手持的简册,“命”为写在册上的周天子旨令),颁布“授土授民”文告,封伯禽于鲁,文告《伯禽之命》;封康叔于卫,文告《康诰》等等①,以律法形式建立隶属周王室的诸侯国,所谓“封诸侯于庙者,示不自专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举事必告焉。”②

丙 “建国” 过程由周天子直接操纵,王室派员协助运送诸侯族人及一应器物,诗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③即指此;周王派员协助营建封国的都城,诗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同上)即指此。

丁  周王保有对封国(主要是大国与次国)重要职官的任命权,所谓“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④这就保证了天子对诸侯国的控制权

2、“诸侯立家”

甲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向卿大夫封赐采邑。卿大夫只在采邑收取租税,如《公羊传·襄公十五年》何休注所说:“所谓采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尔。”

乙 卿大夫供职于诸侯,任官治事,居于国中而不居采邑,不治采邑之政。故卿大夫的采邑并非一级政权单位。西周国家是“王国”与“诸侯国”两级结构。卿大夫掌控采邑行政权,甚至掌控诸侯国行政权,所谓“陪臣执国命”,是春秋的事情。

西周封建中的“天子建国”内含三要素:“胙土”(分配居地)、“赐姓”(赐服属的人民)、“命氏”(绐予氏号、国号)⑤,天子“授土授民”,诸侯对天子称“守”或“守臣”,所谓“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⑥。在“天子建国”以下,还有“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等级次,从而构成王、诸侯、卿大夫三级政权,王领“天下”,诸侯领“国”,卿大夫领“家”(“家国天下”之说自此而生)。当然,西周政制主要是天子覆盖下的两级结构(王国与诸侯国),这便决定了西周封建制的特色——

西周时代的中国,理论上已是一个统一国家,不过只是一种“封建式的统一”,而非后代郡县式的统一而已。中国此时之所谓“封建”,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不同。⑦

被封诸侯在封国内拥有世袭统治权,世袭方式则依宗法制规定。周天子是各封国诸侯的“大宗”,作为“小宗”的被封诸侯对周天子须服从号令、定期朝贡、提供军赋力役。诸侯在封国内则为“大宗”,领有主权,并分封余子为卿大夫。这便是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⑧此一著名诗句大体反映了西周封建制的社会实态。


(四)“封土”与“授民”

西周早期《盂鼎》铭文称:“受民受疆土”,讲到受封者不仅得到土地,还连同得到土地上的民众。西周中期的《大克鼎》及《康彝》、《丑彝》、《令鼎》、《麦尊》、《邢侯彝》等西周礼器上的铭文多有赐田、赐臣妾的记载①。

传世文献关于周代逐次封土的记述甚多,较典型的有两则文字 ——

《礼记》曰: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②

汉代的《韩诗外传》对“班赐采邑”有精要说明:

    古者天子为诸侯,受封,谓之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而绌,使子孙贤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③

“赐田”“封土”多以“邑”“采地”为单位,子仲姜镈铭便有封赐“二百又九十九邑”的记载。邑(采地)上置庄园,设“田畯”监管从事生产的农人,《诗经》中的农事诗对此多有记述。

“赐田”“封土”以外,还有同等重要的“授民”,如《曶鼎》铭文载,颁授“七田,人五夫”,田土与人民一并封赐。《左传·定公四年》载子鱼回顾周初封建,“选建明德,以藩屏周”,除赐田土、礼器外,都以战俘及被征服的部族封予受封者,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绮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此外还将封地上的土著民赐给受封者作附庸,如《诗·大雅·崧高》所说周王命申伯“式是南邦,阻是谢人,以作尔庸。”

“封土”、“授民” 至关大体,故主持者十分显要,如周初掌理分封事宜的是武王弟、司空聃季和司徒陶叔,所谓“聃季授土,陶叔授民。”④周天子通过负责分封事务的高级职官,给鲁公、康叔、唐叔等赐以田土及部族民众(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许倬云先生认为,周初分封,“封人”重于“封土”,“授民”较“授土”更为紧要。⑤

 (五)周初封国数·同姓封与异姓封

周初封国数量其说不一,约在数十到数百之间,《荀子》称周封国七十一,《吕氏春秋· 观世》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司马迁说:

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⑥

在众多封国中,与周王室有血亲关系的居多,《左传》说: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①

与同姓(姬)封国相关的,还有“封建母弟”,即分封母系亲属,如姜、姒、妫、任等周室姻亲亦多有受封。

司马迁综合古代载记说: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②

这里概述了周初封建的三种类型——

甲、封先代之后,即所谓“三恪”之封(“恪”为“敬”意,“三恪”指神农、黄帝、尧

舜之后),这种分封只具有象征意义。

乙、封同姓(姬姓受封),如伯禽(周公子)封鲁,康叔(武王弟)封卫,叔虞(武王第三子)封唐(后改晋),召公封燕,所谓“亲亲建国”,以昭示“亲亲之义”。此类分封数量最大,依荀子之说,周公摄政,“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③

丙、封有功异姓,所谓“贤贤表德”,如助武王灭纣的姜尚封齐,以“尊勤劳”;楚的被封,因先祖鬻熊效力文王,故异姓受封亦可称之表扬“勤劳文武”。

(六)西周封建是历史的必然

西周确立封建制,有充分的社会根据,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功能。

首先,西周去古未远,氏族社会遗迹甚深,血缘宗亲纽带对维系国家统治至关紧要,所谓“捍御侮者,莫如亲亲”④,故血亲分封是确保宗周社会稳固的不二法门。西周的封邦建国实现了以姬姓为主的贵族阶层、被征服的臣仆、封地土著三种人的结合,突破了纯粹的血缘组织框架,故又是对殷商的氏族联合国家的一大提升,封土之制较之以往仅以氏族立邦是一大进步,体现了定居农耕文明(土地为其基石)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

其次,周人大力推行封建制,与其灭殷后难以实际控制东方的广土众民有关,诚如初唐长孙无忌(?—659)所说:“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⑤周人起于关中,而函谷关以东的华北平原及山东半岛商代已是文明发达区域,所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⑥较落后的周人为控制先进的东方的土地人民,只得保存各地以氏族统治,与这些氏族势力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成功地实现了血缘与地缘的整合。

其三,周天子力量强大,西周时王室拥有重兵(宗周六师、成周八师皆由周王掌控),《诗·大雅·棫朴》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周王出师征伐,六军踊跃追随);周王的政治号召力又通过“册命”(赐爵须经典礼,并记于简册,故称)、“朝聘”(诸侯朝觐天子)、“巡守”(天子巡视诸侯国)、“贡纳”(诸侯向天子进献方物,以表示政治隶属关系)等制得以展布四方,维系着封建体制下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以“征伐”而论,西周初即有武王伐东夷,周公灭东夷奄、蒲姑诸国,成王伐录,康王平定东夷大反,又北征及西伐鬼方,宣王伐徐(淮北夷)等等。这种周王室军政实力在握与诸侯国相对独立(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政权、财权、军权)组成的二元结构,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

    其四,西周封建制与宗法制、等级制相为表里,彼此匹配,形成完整的礼制。“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①周礼是古代中国典章制度的原点,“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绐鬼神,非礼不威不庄。”②道德、法律、政治、军事、宗教,均以“礼”为准绳。经战国的礼、法分列,至汉代以降的礼、法合流,初创于西周封建时代的礼制成为治国纲目、精神支柱,故历代均号称“从周”、“法周”。

    其五,西周实行封建制,其根基是井田制度,此制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劳役地租形态)剥削农奴的剩余劳动,其剥削方式是农奴服公田劳役,剥削量不重,这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时既没有加强剥削的必要,也没有加强剥削的可能。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还不可能产生对剩余劳动的无限贪欲,过多的剥削是不必要的;领主经济是依靠农奴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来经营的,如因加强剥削而打断了农奴经济的再生产,接着就破坏了领主自己的再生产,这使过度剥削成为不可能。”③后世往往把西周的井田封建描述为田园牧歌式的公正平和之境,原因便在于封建井田古制剥削不太深重,而后儒又将其理想化。        

封建、井田古制的渐次打破,发生在东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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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书,第2页

②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3—374页

① 见《先秦政治思想史》

② 见《书·周书》的《牧誓》、《大诰》

③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④ 《书·费誓》

⑤ 《左传·桓公二年》

⑥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①  见《左传·定公四年》

② 《白虎通·爵篇》

③ 《诗·大雅·嵩高》

④ 《礼记·王制》

⑤ 参见杨希枚:《先秦赐姓制度理论的商榷》,载台乙入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6

⑥ 《礼记·玉藻》

⑦ 钱穆:《中国文化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9页

⑧ 《诗·小雅·北山》

① 见吴闓生:《吉金文录》卷一、卷二

② 《礼记·礼运》

③ 《韩诗外传》卷八

④  见《左传·定公四年》

⑤  见许倬云:《西周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⑥ 《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①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荀子· 儒效》

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⑤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⑥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①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② 《礼记·曲礼上》

③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资料·先秦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第73页

五、东周封建、郡县并行

西周自穆王以下,统治秩序渐趋松驰,史称懿王时“王室遂衰”①,夷王时“荒服不朝”②,厉王(?—前828)以后更江河日下,连天子之位的废立也决定于国人之公意,《国语》载“厉王虐,国人逐王”即为显例。至东周(春秋、战国)政治体制更发生变化,东周既是中国封建领主制的重要发展阶段,又是封建制向郡县制过渡的时期。

(一)“封建”之权从周天子下移诸侯

犬戎入侵,幽王(?—前771)被杀于骊山,平王(?—前720)东迁,周天子威权日趋跌落,列国公卿不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提供力役和军事支持,即使原来是周室亲戚的同姓诸侯,经若干世代以后,也与王室形同路人,周天子的实力不及一个小诸侯,已丧失“天下共主”地位,西周时名义上属于周室的普天王土和王臣,东周时已全然归于公卿大夫等各级领主。《左传》的一段话表述了春秋时期分封制新的要领:

    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①

这段文字表明,封建虽为古制,但衍至东周(前770—前256),诸侯所辖封域,已不是天子的领土;封域内的人民,也非为天子的臣民。此番说词,较之流传广远的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表述的西周格局旨趣大异,春秋(前770—前476)的封建,再也不是周天子向诸侯颁赐土地人民,而是列国诸侯向卿大夫颁赐土地人民,受封者以之作为食邑。故史家称东周为“封建解纽时代”。

前已述及,西周的封建是周王封诸侯,而至春秋,周王尸位素餐,“天子建国”全然落空,实际运行的封建,是诸侯在自国内分封卿大夫,可称之“诸侯建国”。如果说,西周封建形成的诸侯国是半独立的(周天子对各诸侯国有一定的掌控权),那么,春秋在兼并战争中形成的诸侯国则是独立的,并自行向下分封。如春秋初晋昭侯(?—前740)封其叔父成师为曲沃伯,号曲沃桓叔,此即所谓“今晋,甸侯也建国”②。据清人顾栋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春秋早期晋、楚、宋、卫、齐等国,诸侯都分封“世族”(卿大夫)。

春秋还发生权力下移的趋势,如春秋时鲁国分封世族展氏、臧孙氏、施氏、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等,作为陪臣(大夫)的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合称鲁“三桓”,季孙氏长期执掌鲁国国政;又如晋国的却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③。春秋间,常有大夫“出君”、“弑君”,即驱逐甚至诛杀诸侯,这便是所谓“公室衰微、大夫专政”。这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这种权力下移可简括为“政出天子—政出诸侯—政出大夫”。

至战国(前475—前221),七雄已成实行郡县制的独立的专制君主国,天子封国,沦为空洞名义,诸侯专封诸侯(即所谓“诸侯建国”)也不再进行,新起的诸侯皆以实力立国,如“三家分晋”,原为晋国正卿的魏、赵、韩皆自立为诸侯,而周天子摄于其实力,命之为诸侯。司马光(1019—1086)撰《资治通鉴》,开篇即述周威烈王(?—前402)二十三年(公元前430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作按曰:“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④这是对战国初“封建”的固有格局名存实亡的评述。此外,战国时在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封家臣也已终止,所行封建只有列国君王封卿大夫为“封君”,赐爵食邑。而战国仅收租税的食邑,又大不同于西周、春秋的领主拥有政治主权的采邑。

(二)赐爵食邑制

东周封建之权下移,还表现为春秋末年以后食邑制的出现,分封除考虑宗法血缘外,愈来愈普遍地论功行赏,淡化宗法分封。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实行赐爵食邑制,如燕昭王(?—前279)“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楚国以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以淮北地十二县(食十二县民户之租税)。齐国孟尝君“封万户于薛”。秦国“封鞅为列侯,号商君。”①这些封君,或因亲,所谓“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②;或因功,燕·乐毅、秦·商鞅、楚·黄歇的受封皆属此例。当时的计封单位,或以“户”、“邑”,或以“城”、“都”,或以“郡”、“县”。封侯数量,据杨宽先生《战国史》附录二统计,终战国之世,共封列侯95,其中魏17、赵25、韩7、齐5、楚14、燕5、秦22。

战国中后期各国实行赐爵食邑制,“这种食邑和周代(应为西周——引者)的采邑性质完全不同。”③战国赐爵食邑制的特点有三:一、封君在封地仅有“食邑”权而无治民权。二、封君并非封邑土地的所有者,只收取“衣食租税”,民户已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并非食邑主的臣属。三、承袭西周以来封地世袭传统,然世袭性下降,战国中后期封君传三代者已少见。

秦汉以降在郡县制大格局下的封爵建藩,保存了战国赐爵食邑制的这些非封建特点。

总之,西周由天子分封并掌控诸侯的格局,到东周已经大变。唐·柳宗元《封建论》称春秋初,“判为十二”,即指周室权力被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等12个诸侯国所瓜分,周天子尸位素餐。春秋中后期,周室甚至成为“五霸”手中的傀儡,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等霸主一再演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剧。曾被视作边鄙的楚国,也来“问鼎之轻重”,逐鹿中原。

其时“公室衰”、“私门兴”,违礼僭越成为家常便饭。鲁国执政大夫季氏(季平子 )僭用天子的八佾乐舞(“佾”为行列义,一佾8人,周礼规定,天子乐舞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却越级用八佾),向往西周礼制的孔子(前551—前479)愤然曰:“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④

春秋时兼并战争剧烈,“周初盖八百国”,而春秋末仅存四十。

总之,武王、周公当年设置的封爵建土格局已不复旧观。钱穆描述东周的制度演化:

封建社会是各有封疆的,各各关闭在各自的格子里面。……诸侯们各自涨破了他们的格子,如蜜蜂分房般各自分封,此种形势虽可说是封建形势之继续发展,其实也即是封建形势之开始崩溃。……郡县的新国家,便逐渐形成,其姿态与性质,与旧的封建国家绝然不同。到战国时,七国乃至九个大强国,几乎全是郡县的新国家了。⑤

(三)郡县制发端于春秋时的楚、晋,战国时普及列国

郡县制从初现到正式确立,经历了几个世纪。

史学界通常说法为:春秋时秦、吴、楚、晋、齐等国先在边地设县,后渐及内地。《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前678)“十年,伐邦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似乎表明春秋中期秦国已置县。《国语·晋语》载晋公子夷吾对秦公子挚讲:“君实有郡县”,也似乎表明秦国在鲁僖公九年(前651)已设置郡县。此外,《晏子春秋》载“齐县”,《史记·吴世家》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吴县”,等等,都给人以春秋列国普设郡县的印象。然而,这些文本所称“县”,是战国时人把当年的习惯语移用于春秋述事,其实春秋时秦、吴、齐等国并未正式设立县制。童书业先生对此有所辨正:

春秋时有较正式之县制者,似唯晋楚,其他各国中有“县”、“郡”等记载,似皆尚有问题。……《晋语》载惠公对秦使曰:“君实有郡县”……《晋语》之言似为战国时人口头术语,记其事者趁笔书之,未必可信。①

《秦本纪》所载武公所立县,或即“县鄙”之意,以春秋时秦国尚落后,未必能有县制。《秦本纪》及《商君传》载商鞅变法,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在此之前,似来有真正之县制也。②

考之先秦史,县制初兴于春秋前期的楚国。宋公文先生《楚史新探》据《左传》载记指出,楚文王时,楚已“县申息”,即在申、息设县。《左传》将这一史实补记于哀公十七年。楚文王在位,当鲁庄公时期,宋氏考证,楚文王灭申、息以设县,时在鲁庄公七至十二年(前687—前682)③。其后,楚每灭一国,多建县制。楚县是直属楚王的地方行政机构,不是卿大夫的封地。楚县的军力、财力均由中央调遣,县长官称“县尹”,或“公”。

晋国设县略晚于楚。晋也是由扩张领土设县,县长官称“大夫”。如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围原,原降,以“赵衰为原大夫”④;公元前627年,晋败狄于箕,却缺获白狄子,晋襄公赐荐却缺的胥臣以“先茅之县”⑤,这是史籍载晋国设县之始。然而这种“县”还未与封邑明确分野。至春秋中叶以下,晋国国内贵族兼并剧烈,灭邑成县。晋县虽非世袭,但多数晋县隶属卿族,不由晋君掌握。此外,晋还设郡,《左传》载,晋国袭击郑兵前,“简子誓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⑥,表明鲁哀公二年(前493)晋定公(?—前475)时的执政者赵简子(即赵衰之子赵鞅 ?—前477)以分赐郡县田土激励将士。此段文字还显示,直至春秋末年,县的行政级别还高于郡,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由于晋行郡县已久,魏、赵、韩三家分晋,迅速成为郡县国家,一些重要政治人物是郡县官吏(称“守”或“令”),著名者如魏文侯(?—前396)时的西河守吴起(?—前381)、邺令西门豹。

春秋末,列国开始在边地置郡,后渐及内地。当时郡的行政地位低于县(郡的地位高于县,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情)。

总之,“内废公族,外务兼并,为封建制破坏、郡县制推行之两因。”①至战国时,列国竞行郡县制,秦国尤盛,秦厉共公(?—前443)“二十一年,初县频阳”②。秦孝公(前381—前338)十二年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③。

凡此种种,说明郡县制发端春秋,成型战国,并非始于秦代。

清初王夫之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④顾炎武则详证此点,他说:

《汉书·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子遗。”后之文人祖述其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殆不然。⑤

顾氏罗列《左传》、《史记》、《战国策》、《说苑》中的大量事例,证明春秋、战国列国已普设郡县,郡县制成为不可逆转趋势,顾氏并得出结论曰:

        虽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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