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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30
“双岛记”:作为轻喜剧的《乌托邦》/ 海裔
TAG:海裔 乌托邦 阿里斯托芬 历史

 本文根据2005年6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讲座稿改定

在这次课上我们将引入阿里斯托芬的两个喜剧:《鸟》和《妇女大会》。为什么我们要从《乌托邦》突然谈到古典的喜剧传统呢?我们还是要用文本来说话。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这个文本是个有故事情节的对话,带着强烈的戏剧色彩。文中的角色“我”对Hythloday认为哲学在君王的宫廷中没有位置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发表过一段非常精彩的意见:对于思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理的思辨哲学来说,也许在君王的宫廷中确实没有位置,但是,“there is another philosophy that is more urbane, that takes its proper cue and fits itself to the drama being played, acting its part aptly and well.” 这种实践哲学能够精巧地将自身嵌入正在上演的戏中去。“我”再反问:当普劳图斯(Plautus,罗马喜剧家)的喜剧正在上演的时候,你突然一副哲学家的行头出现在舞台上,重复塞涅卡(Seneca)在《屋大维》(Octavia)一剧中对尼禄皇帝的演讲,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下一句话是:“would it not be better to say nothing than to make a silly tragicomedy by mixing opposites?” “我”认为,像Hythloday那样,把相反的极端给糅在一起,只是造就了一个愚蠢的悲喜剧,结果是把原来那个正在上演的戏剧给破坏掉了。

这段话非常关键。Quentin Skinner将之与西塞罗《论义务》中的一段话联系起来。西塞罗在那里论述到,个体应当遵循他自己的自然(physis),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戏去演,而不一定非得去演最好的那个戏。“我”说的一段话,在西方的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中根子扎得很深。西塞罗对于政治与戏剧关联的那种意识,也是从希腊人那里来的。戏剧的英文词 Drama来自希腊文的δραμα,而它希腊文中的词源是δραν或δρω(去做,去行动)。戏剧关心和表现的首要是行动。而大家想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幸福正是通过行动才得以实现的,如果你的行动不够高贵,或者因缺乏财富,出身,机会等外部条件而致使你的美德秀不出来,你也就不能幸福。如此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着一种强烈的戏剧意识。参与政治跟“入戏”是有内在关联的,只有演好了才会幸福。要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希腊戏剧的背景知识特别重要,因为他的政治观就是从那戏剧文化的土壤中长出来的。

在弄清楚这个背景之后,我们不妨再回到文本本身细细咀嚼。“我”的言辞中提到正在上演的喜剧,以及对这个喜剧的破坏。这里的潜台词就是: “我”也认为,现实的政治很可能就是个小人得志的喜剧。但Hythloday这样在喜剧当中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发表一番高尚(sublime)的言辞,并没有搞出一个更好的戏剧来,其结果同样是喜剧性的。“我”在这里对Hythloday的批评是相当尖刻的。

我们再从这一段文字出发环顾整个文本,就能够发现更多的喜剧隐喻。第一卷中有一个对话中的对话,或者是戏中戏,是Hythloday叙述的。这个对话就向我们透露了Hythloday所在的政治喜剧可能是什么样子的。Hythloday自己在前面已经提到了,君王的身边总是有很多小人,他们对权贵阿谀奉承,但又自鸣得意,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风头,所以对任何真正有智慧的建议都努力扼杀,实在没办法反驳的时候就举出“先王成法不可变”的理由来搪塞。这个发生在伦敦的,谈论对窃贼的惩罚的对话,最开始是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因为这部分讲了圈地运动和羊吃人,所以后来的社会主义评注家们就把它解释成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了。这种解释的精神是与时俱进,古为今用,但严格来说并不是太尊重作者原意。我们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就要悬隔一下社会主义解释,而注意到对话人的性格特征。对话者有Hythloday, 英国红衣主教,一个律师,一个光会逗人乐的傻瓜修道士。除了Hythloday之外,所有其他人都围绕着红衣主教团团转,这就非常像国王的内廷。主教对Hythloday 的观点还没表态的时候,其他人努力反驳Hythloday;当主教部分地赞同Hythloday的观点的时候,他们就去奉承主教高瞻远瞩。这就是个喜剧。而Hythloday在这个“戏中戏”就旁征博引,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举了乌托邦旁边的几个国家的成功例子来做佐证。但没有人太搭理他。而且,与其他人的钻营和奉承相比,他的严肃反而显得很不合拍。

那么,“我”在上面的一席话中的尖刻之处就体现出来了:“我”其实已经悄悄地把Hythloday当作喜剧人物来看了。他的喜剧色彩就体现在他的不合拍——在一个小人当道的世界里,不通过政治修辞的中介,就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意义上,《乌托邦》既可以被放在追求理想政体的传统中,也可以被放在嘲笑(laugh at) 追求理想政体的传统中。这两者的结合如何是可能的?这个问题不需要一个抽象的回答,因为在古代已经有人成功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了。天才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写过好几个喜剧,在里面的主角非常不喜欢雅典,所以要寻找更好的城邦;而这个新的城邦往往就是雅典滑稽的反转。在这里,我们就选了《鸟》与《妇女大会》两个喜剧来作参考。

《鸟》中的建城缘起于两个厌烦了雅典无穷无尽的诉讼的雅典公民,想要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去生活,于是跟着两只鸟跑,最终遇到了一个变成了戴胜鸟的著名的前雅典公民。两人劝说戴胜鸟建立一个鸟的国度。由于他们都是或者曾经是雅典公民,相互之间的沟通非常顺畅,两个人没有必要强调这个计划的正义性,他们只强调了它会带来的利益,就说服了戴胜鸟。戴胜鸟于是召来众鸟。众鸟一开始以为人类入侵,对这两个雅典公民抱着敌对态度,在戴胜鸟调停下,怒气略微平息。于是这两个人劝说鸟们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一开始即生造了鸟的祖先谱系,宣称鸟在起源上比众神更早也更高贵,因此,鸟们建立自己的国都正义的。同时,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鸟们占据了天空,截断人类献祭诸神的烟气,断绝诸神的粮食,可以要挟诸神;同时鸟们能为人类做很多事情,值得受他们的祭祀。鸟们被他们的修辞所打动,立即修建城邦。而两个公民的其中之一即成为这个新的鸟城的群众领袖,发号施令。他们成功地建立起鸟国,建立起对人类的权威,并以半哄并威胁的方式从宙斯那里取得了统治权。

施特劳斯在《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一书中曾经敏锐地指出,《鸟》这个戏剧中是阿里斯托芬的诸多喜剧中所建立的新政体中从结果上来说最为成功的一个。这种成功,跟鸟城的立法创新不多颇有关系。举例子来说,建城之初,群众领袖宣传说这个城市是很自由的,儿子打老爸在其他地方后果严重,在这里没事。后来真有一个不孝子仰慕这个鸟城,想来这里变成鸟。群众领袖并没有把早先广告落实为立法,他反而很委婉地告诉这个不孝子,儿子打老爸是不对的。鸟城的立法并不是很激进。两位逃离雅典的公民不过是厌倦了雅典的竞争性政治,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他们建立的新政体,不过是要去掉在雅典盛行的那一套诉讼,选举之类。鸟类成功夺权,首先还不是因为他们的立法上多有新意,而在于他们占据的位置非常重要,得以要挟人类和诸神。

但这个立法的努力在何种意义上是可笑的呢?我们在读它的时候,还是要和雅典的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思考。阿里斯托芬在这部喜剧中对雅典的政治多有影射。对雅典民主政治最自鸣得意的说明应当是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讲,在那里,伯里克利回顾了雅典人祖先的高贵起源和荣耀,历数了民主城邦的生活方式和功业。而鸟们建立的政体是个什么政体呢?还是个民主政体。文中有线索,当三个神到鸟城来谈判的时候,群众领袖说自己正在吃鸟肉——反民主党的鸟的肉。这里影射的还是雅典城邦里的党派政治,民主很容易变成暴民领袖操纵民众,最后蜕变为僭政。让人很觉得讽刺的是,两个原要逃避党派政治的雅典公民到了鸟城之后摇身一变成了暴民领袖。此外,两个雅典公民对鸟的谱系的捏造也似乎影射着雅典人民对自己祖先的高贵谱系的捏造。而鸟的城邦对于三界霸权的追求也隐隐指向当时正在进行的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争霸战,尤其是阿尔基比亚德(Alcibiades)所鼓动的西西里远征。只是这回领导鸟城的雅典人更大胆,居然把手神到诸神那里去了。喜剧也将悲剧中诸神的严肃形象给完全颠倒过来。诸神也跟市井小人一样,你争我斗,而且智商极低,仿佛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赋有强大的神力。

在我看来,阿里斯托芬所表现出来的最大悖谬就是,两个原本要逃避雅典纷杂的政治的公民去建立新的政体之时,仍然把雅典民主政体的诸多特征给复制过去了。他们想要平静的快乐,但建立的却是一个建立追求霸业的城邦。里面的群众领袖越强调他们与雅典的距离,我们越感觉到可笑。从细节上说,笑很大程度上就来自对现实的变形表达。喜剧提供了一面哈哈镜,我们在里面看到的还是一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但却是高度变形的。

《妇女大会》的实质内容有更多值得讨论的东西,因为里面涉及到了共产的问题。有一个晚上,雅典的妇女革命了。她们穿上丈夫的衣服,从家里面偷偷溜出来,到广场去学习男人的政治集会。她们大多没有政治经验,所以学得歪歪斜斜的。女人为什么能够统治?她们所给出的理由是,女人是管理家务的好手,她们能够把家庭弄得条理分明,而这个吵闹不休的城邦正需要这样的条理。我们知道,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家庭与城邦的区分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花了一整章来讨论家庭与城邦的不同。女人的群众领袖Praxagora 的丈夫和其他一些男公民发现了他们妻子失踪,于是四处寻找。得知女人集会,于是就有了很多的疑虑。妇女大会的主体立法,其实是在Praxagora与其丈夫的对话中完成的。Praxagora要实现共产,首先是不动产归公;然后私产也归公,金银货币废除;实行公餐制度。还有如何解决性需要的问题,婚姻制度废除,立法规定,任何人想要和自己漂亮的对象发生性关系之前,必须先满足一个丑陋的异性。因为Praxagora的丈夫是个老男人,听了这一条就颇为满意。讨论完了,第二天,就是大家财产归公,围绕为什么服从新的立法,产生一些新的讨论,场面颇为混乱。最后立法的施行效果如何呢?阿里斯托芬并没有系统地告诉我。他在最后安排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场景,讲一个女青年,一个男青年和三个丑老太婆如何解决他们的性需要问题。女青年等她的情人来,结果旁边坐了个丑老太婆。女青年唱情歌,那老太婆也唱。等男青年来了,女青年和老太婆就争了起来,老太婆逐字逐句地给女青年念城邦的法律,证明自己对男青年的性要求是合法的。但这场争论未清,又来了另外两个丑老太婆,提出同样的要求,弄得男青年痛苦不堪。

我们能看到这些法律的效果如何呢?共产的目的,按照Praxagora的说明,是为了平等。但你能看到这里的平等不是把每个人都向上推,而是把大家压平,让高的向低的看齐。美的,年轻的和崇高的东西要向丑陋的,衰老的和猥琐的东西看齐。这种平等是对自然的等级秩序的颠覆。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共产的政体,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言辞中建立的城邦。在那个政体里,护卫者阶层中实行共产共妻。但这个政体不是让高的向低的看齐,而是给高的更多的份额。比如说,苏格拉底就琢磨,要设计出一套程序来,让那些优秀的,军功卓绝的护卫者更多的与漂亮的女人交合的机会。妇女大会整出来的这个政体,是将雅典民主政治的平等精神推到极端。而苏格拉底的言辞中的城邦所基于的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平等精神,它是讲自然等级的,并要配以金银铜铁的“高贵的谎言”。

妇女大会所设计出来的政制的荒谬,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城邦与家庭之间的自然秩序的颠倒。女人是管家的好手,这是否是他们能够管理城邦的正当理由?亚里士多德会给出一个断然否定的回答。因为管家和治理城邦有质的不同,家庭关系包括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不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而城邦中的关系则是自由人之间轮番统治的关系。吃,喝,性等等关于人的基本需要的事情首先属于家庭,而不属于城邦。但妇女大会则是要废除源初意义上的城邦,而将城邦变成一个大家庭。而城邦是一个充满崇高感的领域,将这一领域废除,最后结果就是崇高感的消失。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阿里斯托芬制造笑声的写作技巧。以上每个喜剧都可以被称为“双城记”,一座是雅典,一座是虚拟的理想城邦。虚拟城邦里很多东西都是对于雅典的颠倒,之所以要颠倒过来,乃是因为在改革者们看来,雅典的现状是糟糕的,可笑的;但是,在颠倒同时,虚拟城邦却又保留了雅典的很多特征,甚至进一步强化它,强化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这个新的城邦其实就是一面哈哈镜里面的雅典。对理想政体的追求是严肃和高尚的,但最后如果落得一个滑稽的结果,这个反差对于高尚的追求本身无疑是个嘲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雅典的现状得到了肯定。这面哈哈镜通过颠倒和扭曲雅典,使得现实的雅典的某些特征清楚地显现出来。雅典人可以嘲弄这个哈哈镜中的城邦,但这个虚拟城邦又何尝不是在嘲弄着雅典人?喜剧家就是操纵着这两个城,在观众那里引发阵阵笑声。

在《乌托邦》中,是否存在着类似的结构呢?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阅读:

乌托邦是个不存在的岛,而现实的岛当然就是英国所在的岛。

现实的岛是个金权社会,对金钱的渴望不断激发人的贪欲,甚至发生了“羊吃人”的惨剧,社会两极分化;在现实的岛上,小偷可能因为非常小的盗窃而被处以极刑。

—— 乌托邦把这给颠倒过来。在这个岛上,废除了私有财产,人人参与劳动,物质财富充裕。(在对话中,“我”就提出了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的质疑:财产公有之后,是不是会让人失去劳动的动力,光养懒人了?)金银跟高贵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卑贱联系在一起。奴隶劳动时候带的锁链,是用金银做的。穿金戴银的异国使节来到乌托邦,让乌托邦的公民侧目——在乌托邦,只有奴隶才可能穿成那样。

现实的岛处在基督教教义的统治之下,教会教导美德是生活目的与伦理标准,美德高于快乐。但现实生活中却又是腐败盛行。

——乌托邦人却信奉伊壁鸠鲁主义,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美德只是手段。这一教导看起来是基督教教导的反面。但是,他们却活得比欧洲的基督徒们更有美德。

以上这些都是很明显的颠倒。这些直截了当的颠倒,在我们读来,可能仅仅是感觉是虚幻,倒没有太强的荒谬感。但是,有些细节却能让我们忍俊不禁了:

乌托邦人在择偶的时候,常组织集体活动,让男女青年集体脱光了衣服,相互看清对方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做,那是因为他们觉得,结婚之后反正是要脱衣服的,早脱晚脱没有实质差别,早脱还有个好处,那就是先看清楚,避免有些人作假,省得在婚后出现很多麻烦。

这个细节比较怪异。但这是符合他们的伊壁鸠鲁主义伦理的。伊壁鸠鲁以快乐为人生最终目的,快乐即身心平静,免于恐惧与焦虑。为了以后婚姻生活的平静和美满,青年男女先脱了衣服相互看看,虽然有点怪异,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伦理教导得到理解的。当然,这在现实欧洲的基督徒看来,就不仅是怪异,甚至是荒谬和大逆不道了。

而有一些细节,让我们都能感觉到明显的荒谬:

金银对乌托邦人是否完全没用?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乌托邦人还是要和外界打交道。虽然他们在本社会内部废除了金钱,但金钱在他们与其他社会的交往中却是极端重要的。他们是和平主义者,不组织自己的公民军队。碰到战争,他们出钱买雇佣军。荒谬的是,他们依靠的是附近一个最为野蛮的民族来帮他们打仗。这个民族的人没有理性,只有赤裸裸的欲望,他们不从事生产,专靠替人打仗度日,收了佣金很快就会花个精光。乌托邦这个所谓最佳的共和国,在维持自己的安全时候,靠的竟然是最为野蛮卑劣的力量!为了买雇佣军打仗,乌托邦人需要囤积金银。为此,他们和其他国家之间有贸易往来,拿他们自己的产品,来换取其他国家的金银。

乌托邦人在国内鄙视金银,他们的使节出访外国,穿着却是非常阔绰,披金戴银的,而且出手十分大方。他们非常善于通过收买,暗杀等手段来实现外交目标。

如果莫尔能把颠倒的原则贯彻到底,乌托邦就没有什么荒谬性了,它最多让人感觉“不可能”而已。但偏偏莫尔还要玩点别的花样。上面的细节中,使用的技法并不是对现实的颠倒,而是对现实的模仿与夸张。乌托邦人在战争与外交中,做法跟中世纪欧洲通行的做法毫无二致,甚至做得比欧洲诸邦更为过分——当然,有人可以反驳:这叫“外圆内方”。你看人家南街村,把这套就玩得很转。对内,大家讲思想觉悟,抵御歪风邪气;对外,该送礼的就送礼,该打点的就打点。不过,问题不是“该送礼的就送礼,该打点的就打点”那么简单。二元伦理并存是可能的,但是要在这两方面同时做得很出色,却是非常难的,因为厚黑学要玩得好,是需要练的。南街村人做得到“该送礼的就送礼,该打点的就打点”,但在这方面要专搞市场经济的温州人比,差的不是一个档次。莫尔写的却是,乌托邦人在跟外界打交道时候,对外界的厚黑学玩得比外界人都出色。这如果不是个奇迹,就是莫尔有意抖的包袱了。

另外,乌托邦人虽然自己不打仗,但是非得自己上阵的时候,他们的作战能力却很强。因为他们的分配制度已经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所以他们打仗很勇敢——这点尚符合常理。但奇怪的东西很快就出来了:乌托邦人打仗的时候,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也带上,这样他们在保护家人的激情驱使下,会打得格外勇敢。这个细节有可能是对《理想国》的一个戏仿。柏拉图曾经写到,打仗的时候可以让女人和孩子去观战。在柏拉图那里,观战的目的是为了见习,因为护卫者阶层不论男女都是要打仗的。从军事教育的目的立论是符合常理的,而乌托邦人这样立论,却有悖于军事学常识。更重要的是,乌托邦人此举对于他们信奉的伊壁鸠鲁主义也是个讽刺。伊壁鸠鲁主义追求的是内心的平静,而此举恰恰是要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激情。

因此,我们能看到,这个理想岛国乌托邦,讲着讲着就变成了个富含喜剧元素的虚拟城邦了。乌有之乡什么都不是,它不过是对现实的欧洲,对大不列颠这个岛屿的戏仿。它是大不列颠的颠倒和扭曲。当然,它的喜剧色彩没有阿里斯托芬的两个喜剧那么重:虚拟岛屿尽管常让人发笑或觉得惊异,但毕竟不是混乱不堪。

但说它带有喜剧色彩,是不是意味着它一点正经都没有?是不是意味着,作品中的“我”才代表了作者的真实意图,而Hythloday则是反面?是不是意味着,《乌托邦》的真实面相其实是《一九八四》?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在上面对阿里斯托芬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阿里斯托芬既不是站在雅典的立场上反对虚拟城邦,也不是站在虚拟城邦的立场上反对雅典,他做的是让两个城邦相互对照。这种对照带来一种令人着迷的不确定性。而在《乌托邦》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个岛,还有两个交谈的人物。Hythloday沉迷于他的岛,并从他的理想岛屿的角度来批评现实的岛;而另一个人物,“我”,则是立足于现实的岛,以此为基础去评论这个理想岛屿。在全书终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相互说服。全书终结于带有享乐主义气氛的晚餐之中。这是一本没有结论的书。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不确定性,引发读者对作者意图的种种猜测。

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角度。在我看来,作者莫尔的立场乃是处于这两个岛之间。这与他在当时欧洲政治背景下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在16世纪早期的欧洲,罗马教会的腐败已经成为众矢之的,激进者如路德,主张全面抛弃罗马教会。而莫尔在这时代的纷扰之中,却成了为罗马教会牺牲的圣徒。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保皇派,而是一个改革者。《乌托邦》这则“双岛记”,既包含着他对欧洲时局的批判,也包含着他对于整体革命的温和批评。这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写出的政治轻喜剧,它的目的更像是劝诫欧洲政治冲突中的各方改进正在上演的戏剧,而非彻底改换剧本。

时代的悲剧就是,在激烈的政治对抗之中,那个拒绝站队的人却会被作为敌人来消灭。

而接下去的时代却会见证另外一个喜剧:这个由性情温和者所写出来的政治轻喜剧,却在流传之中被读成了最激进的政治文献,并激发了无穷无尽的政治想象与革命行动。或许,历史本身就是这样,“将错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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