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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6
國粹"(與"國故/國學)起源考 / 劉夢溪
TAG:刘梦溪 国粹 国学 国故

 轉自儒學聯合論壇   原貼者名"心岳"


1. "国粹"与"国故"

    前面两篇,我主要对国学的发生和流变作了一番梳理,重点在述史,现在则需要对国学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学理的探讨。

    其实"国学"一词,是与另外两个相近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检讨国学,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个词汇,这就是"国粹"和"国故"。

    "国粹"一词出现最早,专事此一领域研究的郑师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国粹派>一书中,考证出该词的中文文本出处首推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也就是说,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写的<刘师培与国粹运动>长篇论文中,对"国粹"一词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丰富的引证。他写道:

    "1887年,国粹一词开始在日本普遍使用。这是针对明治维新而发的一种反动。他们企图说服西方势力,日本已经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订条约、废止外国租界的治外法权。其实,自1850年代开始逐渐扩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积极地推动各种欧式习俗而达于巅峰。"(傅乐诗等著<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5,页94)

    又说:"在这种气氛下,以维护国粹为职志的团体也形成了。在知识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岭与志贺重昂。1888年后者发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针时表示:''长久以来,大和民族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独有的国粹(nationality),此一国粹在日本本土发长,随着环境而有不同的回响。从孕育、出世、成长到发扬,经过不断地传承与琢磨,它已经成为大和民族命脉相系的传国之宝。''"(同上)

    然而如果把"国粹"一词用更明白的语词加以置换,它到底是什么涵义呢?志贺主张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但伯纳尔认为解释为"民族精髓"也许更合适一些。后来日本的国粹派们寻找到一种容易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即国粹指一个国家特有的财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

    伯纳尔毫不怀疑,1898至1905年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文化舞台的知识分子,比如梁启超等,明显接受了日本国粹派的影响。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写给黄遵宪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国粹"的概念。梁的观点系黄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经引录,关键语句是:"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黄有出使日本的经验,他给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国粹之说起"的原因。这里,我附带作一个说明,伯纳尔教授引录的关于任公先生的这条材料,是从杨天石先生1965年发表在<新建设>第2期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转引的,现在有的研究此一问题的著作引录伯纳尔,却遗忘了杨天石,可谓舍近求远。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乐诗等著的<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贡献。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杨天石文集>就在手边,如今翻开一看,论国粹主义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贵远贱近之讥,吾辈已无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还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颁布的<学务纲要>,其中有"重国文以存国粹"字样,以及张之洞1907年使用"国粹"一词的情况。(<杨天石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页146、147)章太炎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的"用国粹激动种性",也为他所引录。就不要说围绕<国粹学报>1905年创刊前后国粹学派的言论,更没有被天石所遗漏。

    国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在写于1902年的<国粹保存主义>一文中,也明确表示,他们倡议此说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保存国粹思潮的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可知"国粹"一词确乎来自日本。但一种思潮能够引起广泛响应,光是外来影响不足以成为原动力,主要还是晚清时期中国自己的文化环境使然。西潮来得太猛烈了,国人迎之不暇,退而无路。故重新从自己文化传统中寻找精神的支点,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对此有天然自觉的是章太炎,他自称:"上天以国粹付余。"(<绝命书>)1903年写给宋恕的信里也说:"国粹日微,欧化浸炽,穰穰众生,渐离其本。"(<书信集>页17)同年致刘师培论经学云:"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同上,页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与李鸿章>书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同上,页19)流露出以古学起今衰之意。至于国粹的内涵,章太炎认为主要在历史,具体说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项,也就是历史和文化。章的学问根基在小学,故一向重视文字语言的研究,以为:"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零落必有与立。"(同上,页250)不过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满清算在内的。所以唐以前的历史舆地,他格外看重,认为可以作为"怀旧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驯,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诵之令人感慕无已"(同前)。至于周秦诸子,太炎先生认为"趣以张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国性所以高尚"(同前,页151)。要之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视做国粹的主要内容。<国粹学报>的另一作者许守微,曾试图给国粹下一明了的定义,曰:"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与太炎先生所论实无不同。

    但揆诸历史,我国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也多矣,难道都可以称做国粹吗?所谓粹者,应该是同样事物里面的特别优秀者,也即精华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许。所以许地山1945年连载于<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对此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条件,标准应该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远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流俗不必是粹,一个民族认为美丽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举例说,比如当年北平的标准风俗,少不了"六样",即天棚、鱼缸、石榴树,鸟笼、叭狗、大丫头,如果把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过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说:"我想来想去,只能假定说,一个民族在物质上、精神上与思想上对于人类,最少是本民族,有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继续有功用,继续在发展的,才可以被称为国粹。"(许著<国粹与国学>,台湾水牛出版社,1987,页162)明显地把有没有功用和国粹联系了起来,而且侧重物化的文明型态方面,比如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说。所以许地山又说:

    "国粹在许多进步的国家中也是很讲究的,不过他们不说是''粹'',只说是''国家的承继物''或''国家的遗产而已(这两个词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学家把一国优秀的遗制与思想述说出来给后辈的国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赛宝''或''献宝'',像我们目前许多国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与遗物说出来与拿出来,使他们知道民族过去的成就,刺激他们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同前,页165~166)

    许地山是小说家兼比较宗教学学者,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哲学和民俗学。长期执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学,1941年逝世,只活了49岁。<国粹与国学>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写,<大公报>为之连载。许对国粹问题发言,他讲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见。他没有完全否定"国粹"一词,但学理和事实上的保留态度昭然可见。他强调要把"粹"和"渣"分别开来,再把"粹"和"学"分别开来。

    对"国粹"的概念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何以要用"渣"这个不甚雅驯的概念来和"粹"相对应?而且并非许地山一人,包括鲁迅、胡适在内的许多文化身份显赫的批评者,都有此想。关键是国粹一词传到中国,它的词义已发生变化。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以志贺为代表的本国主义者,是将"国粹"解释为民族性的,或者他们更愿视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如果把这样的解释移用到中国,我认为会发生困难。因为我们无法把中国或者中华民族的精神,用最简洁的话语来加以概括。以往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吃苦耐劳",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或者现在说的"中庸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当然都是有根据的好语词,但如果说这就是中国的无形或者有形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国粹",我们自己能认可吗?我们的历史太长了,其间民族与文化的变迁太频繁了。本来是汉族为主体的社会,可中间却多次被少数民族客换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样。尤其清朝,已经让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识分子没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六纪是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这倒是真实不虚,学术界未尝有疑义。但这些可以称做我们的"国粹"吗?

    清末民初以来,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现代社会的始建,"家国"早已不"一体"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地位已经崩塌。"三纲五伦"在没有皇帝的社会里,还能够发用吗?孔、孟、荀,易、老、庄,管、孙、韩,的确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家,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荣誉,是中华文化的经典之源,但他们是我们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如果我们仅仅视为自己的"国粹",不是太小气了吗?况且学术思想就是学术思想,哲学就是哲学,作为文明体国家,那都是题义之中的事情,无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现型态却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开始,中国早期谈"国粹"的学人,已经悄悄把"国粹"的内涵,置换成与中国传统更相吻合的内容。章太炎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国粹"三项说,已经不能简单用民族精神或中国的无形精神来范围,与其称这三项为"国粹",不如叫"国故"更为恰当。事实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欢的语词是"国故",而非"国粹"。所以他自己颇看重的一本书是<国故论衡>,而没有叫<国粹论衡>。"国粹"一词来到中国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学,走的是下行路线(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其精神价值层面逐渐淡薄,物化的价值大大提升。这就是为什么许地山尽量想举一些可以称做"国粹"的例证,却只举出书画、雕刻、丝织品、纸、筷子、豆腐等少数几项的原因。而吴稚晖则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此本不学之诳语,不作数,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层面走应是事实。如今有把京剧、中医、国画作为我们的"三大国粹"的流行说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当然京剧、中医、国画这三项,我想是可以叫做国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国功夫。这样看来,许地山也许说对了,是否活着还真的是构成"国粹"的一个要件。光是作为遗产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铜器、秦砖、汉简、兵马俑、宋版书、武则天墓,还真的没有人叫它们"国粹"。

    现在来说"国故"。这是章太炎先生发明的概念,解释起来比"国粹"、"国学"都容易。易言之,我们中国、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国故。典故和故事有口头的,有纸面上的,当然纸面上的多。所以谈国故离不开文字。太炎先生是货真价实的文字学家,他最有资格谈国故。可是国故这个词,现在也几乎不用了。你听哪一位以传统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从业人员,自称自己是研究国故的。其实章太炎先生也没有向别人说他是研究国故的,而是纸面行文,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词汇。所以传扬开,是由于两个特别的契机: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办的<新潮>出刊后,刘师培办了一个旨趣相异的<国故>月刊,两刊就国故问题展开过讨论,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阵;二是1920年胡适在他那篇纲领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里,响亮地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他说: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全集>第一卷,页699)

    试想胡适在五四过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当口,是何等权威地位,他这样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发生影响么。何况两年之后北大国学门就成立了,"整理国故"成为国学门的基本旨趣。

    胡适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确提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但对太炎先生,他不忘给予尊礼。他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顾颉刚也说:"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尽管如此,上世纪20年代还是因了"国故"两字而有许多讨论,单是许啸天编的<国故学讨论集>,就有足足的三册。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国故就是我们以往历史文化的那些东西,对国故进行研究,就是国故学,也可以简称为国学。如同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所说:

    "''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胡适之先生果然讲得明白,我想我们对国学这一概念的义涵,完全可以达成一致了。
    2. 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

    但事情还没有那样简单。当我们探讨国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时时伴随着我们不肯离去,这就是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的关系问题。正是鉴于此,百年以还对国学的概念提出质疑的学人亦复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发表的<论所谓"国学">一文,提出的口号是:"中国人一致起来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理由有四:一,来历不明;二,界限不清;三,违反现代科学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团糟的态度对待本国的学术。何炳松讲的要推翻国学的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脚,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段他的论述文字,然后再作价值判断。第一段文字:

    "我们知道德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史学,法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和哲学,美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各种新的社会科学,英国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文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日本对于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东洋的史地学。他们对于世界的学术都是各有贡献,但是他们都绝对没有什么国学。我们试问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种国学,那么中国国学的特质是什么?他的真价值究竟怎样?他们对世界学术究竟曾经有过一种什么贡献?假使我们自问对于中国国学的特质、价值,和他们对于世界学术的贡献,我们都一点不知道,那末所谓国学究竟是什么东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7,页382)

    第二段文字:

    "我们研究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文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文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哲学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哲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研究天算的人,为什么不愿专心去研究中国的天文和算学,而要研究国学?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是否还想要做一个"大坛场"上的"万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国的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文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文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哲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哲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中国的天文算学还不够我们的研究么?天文学家算学家我们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讨国学与世界各国学术的互动问题。既然德、法、美、英等学术发达并且对世界学术有过重要贡献的国家,他们都不以本国学问笼统自命,该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就是哪一学科领域的贡献,哲学就是哲学,史学就是史学,文学就是文学,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政治学就是政治学,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却以一个国学概括自己的全部学术,何炳松认为"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决不容许的"。他当然说得有些绝对,但基本义涵不见得全无道理。

    世界各国的学术,其为"学",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学"的方法、途径和形态。中国哲学和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哲学,研究对象和试图解决的问题,都离不开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际"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给出"攸深"的结论。中国哲学的"近譬诸身"的讲求实际的特点,固然也,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现的最为明显。但中国哲学也是从不回避对"玄理"的探究的,这有易、老、庄"三玄"经典为证。朱熹哲学其实已经"玄"得可以了,他说的那个"理",你能看得见摸得着吗?只不过还有些"拖泥带水",在纯哲学家眼里还不够彻底而已。但中国哲学的论理形态又是与西方不同的,比如说中国先哲并不以追求体系为能事,而西方哲学恰恰需要体系化。但这丝毫不影响易经、老子、庄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个笼统的国学与人家各个学科相对应,而不是以哲学对哲学,文学对文学,史学对史学,然后加以比较研究,透过表现形态的"异",寻找人类智慧结晶的"学"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说的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已经使得国学独立义涵的应用性大为减弱。中国传统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现代学术转变以后,已为艺术、文学、史学、哲学诸学科所置换,总称做人文学科。中国古代原无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民国以后才开始重建。现代社会国际间学术互动频繁,而学术互动都是分学科进行的,如果人家来的是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我们对之以国学,来的是史学或者文学团体,我们也对之以国学,岂非笑话。其实胡适当年在号召"整理国故"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要文学的归文学,哲学的归哲学,史学的归史学。因此对中国传统学问作分学科研究,比拢在一起的国学概念要切实得多。实际上也没有哪个现代学人以研究国学自许。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学或者哲学史或者历史学的学者发问,请教他如今治何学,他大约连古典文学、哲学史、历史学这些现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体的或唐代文学或明清小说,以及宋明理学或晚清诸子学,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经自己觉得不免空阔。他绝对不敢说,他老先生是研究国学的。如果他讲了,你即使不会被吓着,也会蓦地一惊。

    国学这一概念其实是有局限的,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国学,我也国学,大家彼此一下子热起来。更不要花费心思去选举"国学大师"。我们晚学不敢与闻是自然的,我们的长辈恐怕也会望而却步。"国学大师"的名号,不是谁都可以接过来的,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此称号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还可以加上王国维),惟钱宾四、张舜徽足以当之。鲁迅诚然是大作家,大学者,但如果你尊他为国学大师,他会站起来骂你一通。钱钟书先生,我们都认为他的学问着实了得,可是你要称他为国学大师,他肯定不会接受。还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很可能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即使陈寅恪,还是径直称他为史学家更为恰当。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国学大师丛书>的拟议,来京约请部分涉足传统学问领域的学人座谈,我当时就觉得名单开列得过宽,鲁迅、蔡元培、贺麟、林语堂、张元济、欧阳渐,都算做国学大师了。这些人当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称他们为国学大师。盖国学有宽窄两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也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的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不通经学,不明小学,国学大师的称号宜乎与其无缘。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国学的时候,曾把北大国学门和无锡与上海的国学专修馆区以别之,他写道:"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京国学研究所之国学,''赛先生''之国学也。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冬烘先生之国学也。上海之国学专修馆,神怪先生之国学也。三者在理决无合作之余地,吾辈认明商标,庶不致误。"(<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一集,群学社,1927,页85)他对上海、无锡两地国学专修馆的谥语,也许有偏因而不足为据,但说北大国学门的国学是"赛先生"的国学,即科学的国学,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们今天是否已经发生了与"赛先生"成截然反对的国学,限于闻见,我无法判断,但如果国学"热"得失却章法,乱了方寸,预期"神怪"、"冬烘"之"国学"一定不会出现,则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尽信曹,前朝历史,去之未远,诫之可耳。

    3. "国学"一名"将恐不立"

    国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纪头一二十年,东西方文化冲突剧烈,传统和现代的整合漫无头绪,当时第一流的知识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启超如胡适之,遂倡国学以激发种性的文化自觉,以至于北大、清华我国现代学术的重镇也起来推动。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历史作用早已昭然于当时和后世。问题是我们今天,历史已经跨越百年后的21世纪,我们还需要原封不动地维持当初那种义涵的国学吗?

    现代的学科划分和学术分类是越来越细了,一个人能够在某个单独细小的子门类里作出学术贡献,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还能够明小学而且通四部。不仅不能,甚至也不一定需要。现代科学知识和东西方多元文明的吸取,仍然是青少年进学的第一需要。本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掌握自然必不可少,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概念,或两者加起来中国文化的概念,比国学要开阔明朗得多。我们讲中国文化的特质,世界各个地方的朋友都喜欢听愿意看,也看得明白听得懂。但一讲国学,人家就懵懂了。

    钱穆先生在他的著名的<国学概论>中,第一篇第一句话就说: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

    我们可以称做国学大师的钱宾四先生,都说国学这个名词是一个有时代性的名词,历史渊源既无从承继,将来恐怕也就难以成立。他说得再明白不过,像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一样明白无误。

    其实不仅钱穆先生,还有一位我本人敬之为20世纪最大的儒者,其为学的本我境界让梁漱溟、熊十力稍逊一筹的马一浮,也持有与钱穆相同的看法。马先生深于玄言义理,讲求立身本末,论学不入讲舍,儒佛兼通。蔡元培1916年请他到北大任文科学长一职,他谢绝了。但抗战时期,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不得已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先后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开国学讲座,阐扬"六艺之学"。<泰和宜山会语>一书,就是他两地讲论的结晶。

    因所立之名叫"国学讲座",所以讲论伊始,马一浮便先对国学的概念作了诠释。他说:

    "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汎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马一浮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页9)

    马一浮先生同样说得再明白不过,即国学在他看来是一笼统不明确的概念,而且此一概念的产生是"依他起",因此马先生连续给定了两个否定语词,一曰"不甚恰当",二曰"本不可用"。他的态度是很决绝的。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国学所"依"的那个"他",是变化着的,"他"变化了,国学这个概念势必随之发生变化。马一浮先生对我国传统学术的名理以及佛学的义理,有极深湛的造诣,解一词名一物,都能从学理上疏证得令人信服。

    果如马一浮先生所言,如今国学所依赖的那个"他",即外国的学术早已发生不知凡几的变化,中国固有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也已经在现代诠释中获得新的生命。国际间的学术文化的交流互动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几乎全世界学界人士的认同。钱钟书先生喜欢的话语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言内之意也是表述的此情此理。那末,我们还有何种必要,将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皇皇学术,以"国学"二字自秘起来或者包裹起来,自划畛域,以至造成我民族与世界文明的人为裂痕?

    总之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钱穆),是"不甚恰当"的名词(马一浮)。如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汎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区区之意,尚待明学之君子正之。

    不过在结束此长文的时候,我想提出一项建构国家未来学术大厦的建议。这就是学术界和传统资源研究的从业人员,虽然应该少或竟不用国学这个概念,但我却建议小学生的课程设置,增加国学一科。名称就叫做<国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就是孔门之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当然采择应该精要,注释宜于简明,不妨以白文为主。这样将来终会有一天,所有中国人的知识结构里面,都有我们华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经典为之奠基,使之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

    马一浮岂不云乎:"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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