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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23
“命运”领会的三种基本形态 /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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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领会的三种基本形态

一行

  
        要理解海德格尔对“命运”(Schicksal)的基本经验,我们当然需要从西方生活世界对这个词的经验开始。正如“命运”这个词在汉语中所具有的多义性1那样,西方对“命运”的理解也是多义的。这种多义性的经验虽然可以通过以不同的语词来分别命名(例如希腊文中的moira和tyche)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区分和澄清,但事实上,这些语词在区分之后仍然趋向于纠结和混同。比如,尽管英语中的fate和fortune在其拉丁语源中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词,但在日常用法中这两个词仍然经常被视为同义词。这种混同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语词在日常使用中的随意所导致的退化和混淆,更主要的,是由于人类对“命运”的经验本身所具有的悖论或复杂性。通过词源学和日常语言分析,对语词所包含经验的重大或细微差异进行甄别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具有差异的经验常常是同时包含在人类对某一重大问题的经验的复杂整体中。
  对西方生活世界中的“命运”理解来说,与其相关的基本词语呈现出明确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特征:希腊人用moira和tyche来言说命运经验,与moira相关的还有命运三女神和复仇女神;罗马人则以拉丁语的fatum和fortuna来言说这种经验,并且这一对词语还伸展到英语之中;德国人则以Geschick和Schicksal来传达这种经验。此外,英语和德语中还有着种种表示厄运、必然和偶然的语词,比如chance, destiny, necessity,doom,它们都与“命运”有着一定关联。这些不同的语词各自扎根于其所从出的民族共同体的生活世界,并由此而获得它们的历史性和差异。对于它们的领会不仅作用于日常生活和严肃思想领域,而且构成具有奠基历史的作用的决断2。在这一节中,我们虽然是把目光集中于对“命运”的日常领会上,但是,日常领会所包含的基本倾向和形态仍然会将自身投射到严肃思想的领域里,并在其本源性的不同程度中规定思想的不同路向。
  无论是在中国、印度还是西方,人们都把“命运”领会为某种超出人类控制力和理解力的超强力量。对这种超强力量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解(也是不够本源的理解)具有两种基本定向:它既可以是命定的、必然的,又可以是运气使然、偶然的。这两种盲目的、不受人控制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日常领会中都被称为“命运”。对必然性的日常表述是:“这是注定了的命运。”而对偶然性的日常表述是:“命运无常”,或“命运是瞎的”。这种基本的两义性结构内在于日常的“命运”理解本身。在人们的一般理解中,希腊文的moira和拉丁文的fatum主要对应于必然性的命运;而tyche和fortuna则主要对应于偶然性的机运。同样,在汉语的“命-运”一词中,“命”似乎偏重于必然性,而“运”则更偏重于偶然性。日常领会中“命运”的另一重两义性在于:“命运”既可以是指带来福祉的好运或天意,也可以是指造成不幸的厄运和坏运气。例如在英语中,fate更多地用来指厄运或坏运气,而fortune则常用于包含喜乐的好运。在汉语中我们也可以体察出同样的意蕴结构:我们在说“这是你的命”时一般是用来形容这个人的倒霉,而“你真走运”则是指好运的降临。因此,在“命-运”经验中包含着忧和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调,它们与“必然和偶然”的两义性交缠在一起,形成了日常人们对于“命运”进行理解的基本结构。
  从这种主流理解出发,“命运”就具有了两种基本形态:作为必然性的“命运”和作为偶然性的“机运”。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前者一般表现为宿命论,后者则表现为机运论。“宿命论”一般被认为是发源于古代东方,后来扩展到西方世界中,它奠基于“循环时间观”之上。这里所说的“循环时间”不同于尼采的“永恒轮回”,而是指古代人日常生活中普遍具有的某种观念。古代人所理解的循环时间乃是指事物在其中以周期方式重复出现的时间,它可以是指严格的循环(每一事物的完全重现),也可以仅是指主题的循环。在主题的循环中,虽然时间中出现的个别事物并不重复,但支配着个别事物的主题或关系将会以周期方式重复:例如春、夏、秋、冬作为自然时间的循环,晨、午、昏、夜作为度日时间的循环,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代际时间循环,以及像中国古人所说的“五德终始”的历史时间的循环。在某种意义上,时间必然会被人以循环或周期性的方式经验,正如钟表的圆形结构所表明的,这种节奏和周期性是计时得以可能的条件。循环时间观的生存论基础正在于人的生存所遭遇到的基本主题的周期性。
  从循环时间观出发,人们将命运领会为“命运之轮”。无论是严格循环的轮回,还是基本主题的轮回,命运在此都被理解为“宿命”。这种古今流传的关于“永恒轮回”的宿命论被尼采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中以侏儒之口说出来:
  
  “一切笔直者都骗人”,侏儒不屑地嘟哝道,“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3
  
  正如歌德所说的:“人们了解得越多,知道得越多,就越能认识到,一切都在绕圈子。”这就是尼采的“侏儒”所思考的循环时间4。这样一种时间观念使得所有的思考和计划都成为多余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命运之轮作为一种永恒运转的在自身中运行的必然过程,将使人们陷入纯粹的无所作为状态,这一“古老的重负”曾使东方的历史河流淤塞了5。这种宿命论的比较精致的形式乃是星相学,亦即从天体的位置来预测一个国家或一个人的未来,这是因为,在他们眼里某特殊时刻的天体位置指向的正是“命运之轮”上的刻度。而在现代文人斯宾格勒那里,从生命的循环周期出发的宿命论则以“比较文化形态学”的面目出现:“宿命”乃是每一文化都必然要经历的“青春、生长、成熟、衰败”各阶段的“有机的必然性”。6
  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又常常能经验到种种无法解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偶然性。这些偶然性并不一定就是由缺乏经验带来,恰恰是在那些具有丰富经验的人那里,偶然性或机运的力量才可能被更深地经验到。这是因为,只有对于已经掌握了规则、具有预见力的人来说,例外情况的降临才是致命的:它不仅打击了他的自信,而且常常将他置入极其险恶的环境中。正是在人的预见力没有预见的地方,“天意”和“机运”才开始以前所未有的严酷和力量现身。因此,一位富有战斗经验的将军比起一位普通人,显然要更清楚“偶然性”或“机运”的意义。偶然性乃是到来之事的不可预见性:即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但仍然会出现“例外”的情况。事实上,正是为了应对偶然或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才要制定各种规则和法;但任何规则又都有例外,而且正是这不可确定的例外显示了规则的边界。这种突然降临的偶然性,就要求人在规则性的预见能力之外,还要具有一种应机而动、当机立断的能力,这种决断将决定偶然性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影响。普通人由于缺乏决断力而被偶然的机运完全主宰,但最有力量的人则能抓住机运女神“以精确计算的摆动、以神奇的拱形弧线”向他抛来的东西。正因如此,对命运的“机运论”理解总是和“决断论”密切关联在一起。
  在古代世界,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两种“命运”的定向,又被人们领会为神意(在中国是“天意”)。“命运”在东方被理解为星相决定的“宿命”,但在西方(荷马史诗)最初是被理解为众神或主神所指定或计划之事。同样,对西方人来说,机运也首先是“机运女神”(Tyche, Fortuna)所赐予或降下的偶然之事。这两种神意的差别在于,“指定或计划”体现的是神的意志的一贯性,而“赐予或降下”则体现了神的意志的无常性。无论如何,命运与机运在人类生活中的主宰力量,反射的是诸神或“天”的秩序,它们都是从这一秩序“发送”到人类的生活世界中的。显然,在这里,比“必然和偶然”更本源的,是对于“天”或诸神之秩序、以及对于“发送”的经验,“必然和偶然”都只是从这一更深层的经验而来的对“天”的猜测、揣度或形而上学化。后期海德格尔正是从对“发送”的经验出发,把命运或天命理解为“契机”(kairos)和“开端”(arche)。
  从对于“天”或诸神秩序的本源领会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必然和偶然”之外,还有着对“命运”进行领会的第三种基本形态。这一形态虽然一直被占统治地位的“宿命论”和“机运论”所遮蔽,但从未在历史中消失。这种领会形态可以称之为“结构论”或“势论”。它在西方历史学中的集大成者乃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哲学领域中则以海德格尔弟子罗姆巴赫(H. Rombach)的“深层结构现象学”为代表。罗姆巴赫认为,古代神话所思的“天象”或“诸神”,其“密释学”涵义乃是人类生存的深层结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敞开域的发生,乃是人与自然进行共创或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其中人和自然共同得到了平行性的改变(例如野猪被人驯化的过程与人的“家猪化”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每一历史性世界都有其“深层结构”,这一结构的生成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自身澄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作为自然、人或超自然之物,根本上是“相参”或相互重叠交错的。这一深层结构给予在其中开启的世界以定向、尺度和边界,因而对人类生活具有支配性力量。按照罗姆巴赫的理解,人类对于这种基本结构的经验,就凝结在神话中的“诸神”及“象”(Bild)中,例如,“人马座”这一形象凝结的乃是人与马的共创关系(马被驯化,而人生成为骑手)。7与此相似,年鉴学派认为,决定人类历史的深层力量不在于短时段中显赫的政治事件和伟大人物,而在于以“长时段”为尺度所看到的“结构”。
  与这两种“结构论”相近,中国古代思想对“天”的理解也强调“自然”与人的“历史”的相参和统一。从这一点出发,中国古人总是从“天势”来理解历史之“天命”。“势论”从老子、孙子和韩非那里发端,最后在王夫之那里成为了一种渊深广大的历史哲学。王夫之认为,“天”乃是“势”与“理”的统一:“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天”乃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整全境域,它的运作既不是完全的混沌,也不是完全的确定,而是具有“势”和“理”的。在这两者中,“势”是更根本的,它微妙而具动态,“理”只是在“势之必然处”得见。不过,“势”的形成却非必然,而是种种微不足道之事的聚集之结果;一旦“势”成,则这已成之势就成为支配性的必然(因此“必然”乃是“势”的固定化的形态)。人们的行为,从作为整全境域的“天”来看,总是促成了并非其本来意图的结果,由此推动着“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用“棋局”作为隐喻来理解“势”:在对弈中,棋势的变化乃是局面、弈者之决断(政治决断要受时间的紧迫性影响,如同现代棋赛的“限时制”)以及决断所带来的、未曾预见的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最高水准的对弈中,我们无法一开始就预见到胜负,甚至在中局时也很难判别;然而,棋局的胜负也不能说是完全偶然的,因为,棋势的生成和变化包含着某种精微难言的奥妙。不是纯粹的偶然性,而是深邃的“棋道”在支配着棋势的生成。在最高水平的对弈中,我们看到的是“天”在棋局上的运作和发生。
  这种“势论”在现代变形(严格来说是“蜕化”)为所谓的“路径依赖”理论,其结论具有某种“宿命”式的音调。这种“命运”理解把时间领会为分岔的、由不同可能性构成的枝状线簇。分岔时间本质上也是一种线性时间,但在每一点上都包含着自身的模态空间。这使得选择成为可能。但是,这并没有让命运被人操纵在自己手里,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是在前一次选择所划定了的边界内作出的,并且同样限制了后来所有选择的空间。这簇枝状线呈现出来的是人的可能性的不断缩减的过程:每一选择一经作出,这一节点上本来可能具有的模态空间就立即收缩(类似于量子物理学中的“波函数收缩”:尽管电子在一个量子系统中每一点上出现的概率是同等的,但一旦人观测到电子的所在,那么它在其它地方出现的概率就立即变为零)。这种对先前选择的敏感依赖性,或者说“路径依赖性”,使得人类的历史呈现出某种“锁定效应”:越是在前的人,他的可能性就越多,而越往后,他所能够从中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少。个体的生命也呈现出同样的结构:我们先前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后来的选择,有时甚至决定了一生的命运。这正是弗洛斯特的名篇《没走上的路》(罗池译)所说的:
  
  两条路岔开在林地,但自己——
  自己走上更少行人的那一条,
  而这就造成了所有的差异。
  
  从这种理解出发,命运就是指历史或人生的路径依赖结构。弗洛斯特的诗只是在说初始选择所产生的差异,但严格意义上的路径依赖性是指人在时间中受起始点和传统的完全支配:播种选择,就收获行动;播种行动,就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就收获传统;播种传统,就收获命运。这是过去时对于现在时和将来时的严酷统治:命运就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就是它在过去的历事中所形成的居留习性(ethos)和风俗律法(nomos),人的生活方式在其中越来越趋于稳定和受到局限,直至陷入完全的重复。这样的“命运”是对一切新异性和契机(kairos)的否定,因而也构成一种“宿命”。

1 据《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版),“命”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具有九种用法或意义:1,命令,支配,教令;2,指派、差遣;3,教导,告;4,古代帝王按等级赐给臣下仪物;5,天命;6,命运;7,生命;8,命名;9,信,必。而“运”也有七种用法或意义:1,运转,转动;2,转移;3,搬运,运送;4,运用,使用;5,气数,运气或世运;6,地的南北向距离;7,通“晕”,日月周围的光圈。
  我们将会看到,汉语“命-运”的用法所包含的基本经验的整体,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几乎都有应和:A,“命令、支配”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开端”(Anfang)或“本原”的解说中,开端乃是一个“遥远的命令”,它支配着历史;B,“指派、差遣、运送”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天命”(Geschick)的解说中,Geschick就是“聚集着的遣送”;C,“教导、口授”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授命”(das Diktat)的解说中,思想乃是存在本身的“原始的口授”;D,“运用、使用”的经验,包含在海氏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用”(Brauch)的解说中,存在或天命之道说“用”人来达于其显现。对海德格尔的“命运”思想来说,这四层相互关联的经验,比起“命运”一词中的“必然”和“偶然”的经验更本源、更重要。对此的详细探讨请参见本文第三章。
2 海德格尔说:“基本词语是历史性的。这不光是说:在我们可以用历史学方式一览无余的那些过去时代里,基本词语有各各不同的含义;而倒是说,根据对基本词语的占支配地位的解释,它们现在和将来都具有奠基历史的作用。”见氏著:《尼采》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158。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像罗姆巴赫(H. Rombach)那样质疑“基本词语”的本源性,亦即,“澄明”(Lichtung)的历史性发生,是否首先是通过思想或哲学的基本词语显现出来,抑或它首先和原初地并不通过“基本词语”显现,而是在人与自然本身的交道和共创中生成为一更深的“基本结构”,并凝结在神话的“象”(Bild),而非思想的“词”中。参见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王俊译,网址见:http://www.cnphenomenology.com/0604102.htm
3 转引自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前揭,页286。
4 论文后面将指出,尼采本人所理解的“永恒轮回”与这种宿命论无关,而是一种关于“瞬间”和决断的思想。可参考海德格尔:《尼采》上卷,第18节“轮回思想与自由”,前揭,页385-393。
5 海德格尔:《尼采》上卷,前揭,页385。
6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1月版。
7 罗姆巴赫:《现象学之道》,前揭。事实上,关于诸神、神话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经验之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可参考海德格尔对于雅典娜、普罗米修斯等神明所包含的初始经验的指引性分析。



发表于14:55:56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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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HJS () 发表于2006-09-16 22:50:50

写得好啊,支持。致谢,希望能多发表您关于命运的见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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