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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1
八零后的神性痛苦(转自 望麓自卑)/ 枕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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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望麓自卑

八零后的神性痛苦

枕戈

为着创造者之诞生,多量的痛苦和多样的变形是必要的。
——尼采

谁若忘记了百年来中国人的苦难生存,谁就无法对中国百年来的诗歌作出正确判断:即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大衰退的午夜,而这午夜之后的熹光尚微茫未现,一个新的种族尚在塑造中。这才是中国诗歌精神的真正出发点。因这种族危机意识的凸现,由之引发的悲剧意识和拯救精神令任何游戏色彩的话语都黯然失色。苦难,是我们生存的坚固根基。正是从极端苦难的现实生存中引发的对彼岸或未来幸福的憧憬,导致了中国八十年代诗歌神学的诞生。但与宗教神学不同的是,宗教神学诞生于冥冥之中对彼岸之神的热烈呼喊和正义诉求,而诗歌神学是在一种较为澄朗的理性之明中无法对一个超验的上帝吁求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神明对短暂的个人生存作出终极探察并表达一种个人和种族的共同幸福的关系。这是汉语诗歌神学诞生的背景。那就是八十年代,在文化艺术上它是一个风起云涌、激情喷发、尤其充满了宏大叙事风格和强烈的弥赛亚精神的年代,是产生了海子、骆一禾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的年代,这种倾向可以归入为“神性—半神性”传统。

到了九十年代,这样文化氛围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反弹乃至完全的颠覆,这是诗人从远方漫游回归到庸常的生活场景中来,是物质主义吞噬高贵精神,是技术功利支配一切,是幽微的诗意暴露为赤裸的欲望的时代,一句话,现代主义精神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攫住了我们年轻的头脑,只要诗人还称自己为诗人,只要诗人还要为人类的精神作证的话。曾经为了消解政治意识形态,以韩东、伊沙和于坚等人为代表在八十年代初即开辟了自己的诗歌道路,发展壮大于九十年代至今并深深影响了后人的写作,这种倾向可以归入为“口语—物欲”传统。

而所谓的八零后一代,——在海子和骆一禾他们进行诗歌创作的年代,正是我们的生命孕育成形的年代。在此年代出生的诗人,其诗歌精神活动的时间正介于两千年上下,而这正是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时刻--人类精神剧烈变乱的时刻。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生长在一个涌现着无限黑暗的世纪之夜中。在海子和骆一禾那里,他们最先感受到了中国大地上的黑夜、夜色或午夜的悬临,其惨痛的后果是:一个死于疯狂追求太阳的殉诗中,一个死于生命律动过度损耗的革命性病故中。在八十年代,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海子和骆一禾的早期史诗创造是基于对种族黑暗的克服。到了我们这一代,种族的黑夜悄然隐去,在我们面前却汹涌着更加普遍的世界黑夜,诗人的心灵显得更加迷乱和凄芜。这种“世界黑夜”,正是基于商业法则和技术功利对世界的普遍统治。

八零后的生存背景正弥漫着无限的世界之夜,不管是我们的诗人切身感受到了,还是以一种反讽的写作方式欲图遮盖或消解它。而我说的八十年代的“神性—半神性”传统和“口语—物欲”传统,这两种反差极大的写作给八零后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实,上述两种传统都给我们打上了强烈的印记,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游移而不能自拔,有的人则在作持续的激情衰退,还有的人为显示自己先锋而宣称反叛一切文化,更多的人则纷纷戴上面具以求自保。因此,八零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精神衰竭而物欲上涨,呈现一种虚无地反叛、虚伪地先锋、盲目的胜利的态势,概而言之:价值虚无。

因为物质主义对崇高神圣的天然仇视,神性写作几乎被那种极其浅薄的口语写作完全遮蔽了。正因为大量粗糙鄙俗的八零后诗歌的泛滥流行,导致外界对八零后诗歌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以为八零后就是浅薄的代名词,以为神性崇高之物在八零后的头脑中已然绝迹了。这就是我有必要站出来为八零后诗歌一辩的理由,这也就是我要为那些续接了从海子和骆一禾那里即开辟出来的神性写作传统、而默默奉献着他们的精神和作品的诗人一辩的理由。  

                二

如同荷尔德林在其《面包与酒》中描写的那个“贫困时代”和“神圣的黑夜”,我们这一代,同样进入到一个神性匮乏的“贫困时代”。

神性源自苦难,诗人以自己对人类苦难的担负而呈现其神性。在世界之夜里,诗人如何能够追逐神的踪迹,与这个时代的愚昧无知、邪恶堕落作斗争,坚持一种神性的生存?这需要诗人将忍受更多的孤独、荒谬和苦难,并且不断消解这内心的痛苦,回复到人类的孩子状态,如尼采说的“精神的三种变形”。我可以在八零一代中举出一系列这种神性—半神性的诗人,如谷雨、肖水、蒋峰、羊、阡陌尘子和熊盛荣等,而泽婴却一开始就很自觉地坚守这种写作而显得尤为突出。迄今为止,八零后诗人惟有他同时具有海子般的诗歌天才和王子心情,而且在短诗上部分超越了海子并发展出一种圆融、华美而从容的风格。

如在泽婴的早期,他的诗风豪放,粗犷,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却与八十年代的诗歌如出一辙。

他会和你一样与这个时代独自战斗然后死亡
会和你一样多年后在一颗勇敢的心上复活
一只豹子的心,一枚夹在古老法典中的树叶

假如我可以爱上这片树叶
我就可以像爱上这片树叶一样爱上我自己
爱上祖国以及祖国的敌人                        
                            泽婴《落后时代的悲伤》

  诗歌标题为“落后时代的悲伤”,意谓我们来得太迟了,所以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成长。飘摇易逝的树叶指向的是个体脆弱的生命,即诗人自身的生命。是时代赋予这一代诗人以脆弱的命运,这诗人的命运就如树叶一样飘摇易逝。而这个时代,乃是我们的诗人所能感受到的时代。因此,这片最轻盈的树叶几乎负载了最富历史内涵的沉重命运感。泽婴却还能爱上这片树叶,就如尼采说要热爱命运。

而 “祖国”,在汉语诗人的观念中并非自古即有的。古代汉语诗人一直被一种“天下”的观念牵扯着。在传统“天下”观念的塌碎中,与异族侵略和压迫的情势下,“祖国”之想法才应运而生。而“祖国的敌人”,在通俗之见上是“祖国”的对立面,却又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惟其互相对立方才结为一体不可缺一。如果没有“祖国的敌人”,“祖国”本身也就销声匿迹了。是啊,“祖国的敌人”简直成为“祖国”最亲密的朋友,它们在互相斗争的游戏中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了。因此,只要我们的诗人爱上了祖国,就没有不爱上祖国的敌人的。诚然是西方列强之侵略逼迫铸造了一个民族化的中国,而诗人不过是投入了历史之怀抱中,在其言说中道说了历史的最高真实,并迎承了这种历史的持续的裂变。

祖国的苦难造就了我们的民族诗人。诗人在其对祖国苦难的承受中显现了诗人之爱。因诗人之爱,祖国才受到庇护,并在一种相互聚集的意义上祖国亦庇护着诗人。但为什么诗人说要“像爱上这片树叶一样”爱上祖国?是说祖国之庇护像树叶的飘摇无根而显得十分脆弱?或者,因我们的诗人不去倾听祖国腹胸中的苦难之音,这种祖国之爱于是受到削弱,终至于像树叶一样飘零而去?诗人意识到了这种祖国之爱的削弱,岂不也是为了更大地加强?或者,在这个技术和物质至上的时代,在这个貌似歌舞升平的和平时代,祖国的形态有了瓦解的迹象?而这正是诗人被扯裂的痛苦之源?

这种对“祖国”的爱是诗人神性痛苦最鲜明的体现,就譬如荷尔德林对祖国的歌颂和对基督的追逐。但汉语诗人的祖国之爱却是一种迟到的爱……

伴随着这种祖国形态瓦解的同时,是英雄形象的没落。当大部分当代作家都在进行一种媚俗的写作并消解英雄气概时,泽婴却还能追慕着远古的英雄。如他在其诗歌中反复歌唱了一种象征英雄精神的高飞之“鸟”:

  永远有小鸟擦亮英雄迟暮
  如我讲述的国王和士兵们的传说
                              泽婴《处暑》

这小鸟不惟是那种在大自然中飞行的小鸟,它尾随着英雄而进入黄昏的末路。而是说,小鸟作为诗人高飞之精神,本身是一种英雄精神的胜利。惟诗人不顾世俗而向天空作高傲的飞翔,因而他就是那种“仇恨凡俗”的英雄。英雄的精神就是仇恨凡俗的精神,譬如飞鸟。

但诗人为何需要小鸟“擦亮”英雄迟暮?何谓“英雄迟暮”?“英雄迟暮”道说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的没落”。因为,在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的历史大焚烧后,经由那种尘世法则替代神性法则的“革命”,诗人的家园已然遭到致命的摧毁,诗人本身也被这场“革命”席卷,世界已然不是诗人看到的的那个世界了。英雄的伟业趋于没落,而庸众开始大行其道。这在中国尚不过是近一二十年来的事情。而我们的汉语诗人并不屈服于这个没落时代的下降,甚至作了最为高贵而坚韧的反抗。或者,惟其道说了这个时代的没落和如其所是的真实处境,我们的诗人就是一位无畏的英雄了。

而泽婴还要以飞鸟的精神擦亮这英雄的迟暮。泽婴的这句诗本身就像一道闪电之光照亮了英雄的精神,也惟有具备英雄气概的人方能承受这种电光的闪劈。在我们这一代的诗人中,没有谁像泽婴那样感受到了这种英雄迟暮感,他们早已忘却了诗人本身也是英雄后裔的身份,甚至,甘作庸众之中尤其庸俗者。而真正的诗人永远是孤独的,仅有小鸟尾随他飞入黄昏的末路。诗人,惟有用“小鸟”,这诗人高飞的精神,去擦亮英雄迟暮的黯淡。诗人以作诗点亮了英雄的事业。

小鸟在黑暗中依然认得回家的道路
  不知情的孩子从别处起程。
                            泽婴《秋至》


              三

  而另一位八零后诗人谷雨,在其诗歌中在一种消解的姿态中呈现着神性的挣扎,并以他超凡的诗歌技巧、修辞能力及语言天才为八零后诗歌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谷雨身上发生的,其实可以归结为:当诗人被抽离了价值本质后,诗歌的出路何在?这实际上已经在海子和骆一禾身上出现了这个端倪,他们被现代价值虚无的利剑刺中后,不是死于自杀,就是亡于“革命性病故”。而谷雨用以抵御虚无主义的武器正是发展了他的强大修辞系统并施放迷人的语言烟幕。汉语的模糊性和坚韧的延展性为他淋漓尽致地进行审美游戏提供了天然条件。他的诗歌又继承了发轫于九十年代的日常叙事传统。他的抒情正是消解情感。在价值空无的大前提下,他把清吟抒情、场景叙事和语言游戏通过修辞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比较稳定平衡的系统,不妨说是“谷雨体”。由此而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审美传统,即“日常审美传统”。这种日常审美传统立足的就是当下的生活场景,是在没有一种坚固的家园感中创造出一种虚幻而漂浮的家园景象,从而是易于消逝的、若隐若现的。当然它的整体背景是人类被现代工业驱逐后的无家可归的状况,但这种状况不是被诗人刻意地否定而是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了。

相比大多数所谓的八零后诗人,谷雨早期的诗歌如《二十四节气》也有着非常温暖的神性品质,只不过不像泽婴那样尖锐:

冬天里的祖国呵,是身体里雪的怀想
是身体里坚硬的戈壁和马帮!此刻
我跪在雪地上,决不是在哀悼它的光芒
而是在跪拜掳去我全部泪水的透彻与苍凉
尽管透彻与苍凉没有形状
谷雨《大雪》

  在众多八零后诗人大肆消解“祖国”的宏大形态的时候,泽婴和谷雨二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使“祖国”一词闪现着难得的崇高神圣的光辉。谷雨以其才大气宏,使他的抒情既有宏大气魄而又不失婉转,情感炽烈而又透露着苍凉。  
                       
其后期诗歌更多的体现出神性挣扎中的消解状态,但仍不失其华美的抒情品质而有着典型的谷雨风格。如《十面埋伏》虚构了一座废墟上的宫殿,一个词语的棱角抵触着另一个词语的棱角,这些碎片化的意象表现了一个粗糙生命被分裂的极端形式,一个青春被膨胀和扭曲的变形形象,其中无一句表达了完整可触摸的语义,更遑论明确的价值取向,有的只是碎片化的隐喻,这组诗歌的极端实验倾向将使它在现代汉诗中占有一个鲜明的位置:

我们背叛了神恩,我们心有所属。
我们埋伏在自己的国度。
数着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
我们的位置形同虚设。             谷雨《十面埋伏》之一
 
这段诗歌极其蕴藉地表达了八零一代丧失神性后的虚无感,谷雨在其年轻的诗歌创作中对八零后的精神历程进行了总结。

              四

如果说谷雨在其诗歌创作中总是含蓄的传达了时代之讯息,而泽婴则是以一颗十分敏感的心喊出了八零后最后的绝望:

哭吧 哭吧 哭着赶路吧
我们去的地方火车开不到
火车开不到**主义
我们去的地方比**主义还遥远
……
哭吧 哭吧 哭着赶路吧
黎明没死 黎明还在前方
                        泽婴《新长征道路》

  在所有二十世纪的现代诗歌中,泽婴极其罕见地以“哭吧 哭吧“为起首呼语,似乎喊出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对追求“理想”的彻底绝望。故八零后不仅不是外界所说的“麻木”了,而是在一种特殊的位置成了旧世纪所有“理想”的掘墓人。他的“新长征道路上的祖国”,却在一种反讽的意义上加强了一种炽烈的爱和深深的绝望,一种被扯裂的悲痛之感。青年评论家韩立勇评价此诗:“感伤吗,可是里面还充满激情!无奈吗,可是里面依然跳动着理想的烈焰!我们是被迷惘抛弃的一代,我们建构新的迷惘。”

不要思考,燃烧太阳,为我们盛开的太阳
快快打扫一个世纪不安的荒凉
快快打扫整整一个世纪不安的荒凉

在行行色色的谎言之中
请恪守你们深沉的品质
坚定的赶路 新长征道路上的祖国
                  泽婴《新长征道路》


  一部二十世纪激进而躁动的历史,它被我们的诗人总结为“不安”和“荒凉”。而这个燃烧的太阳,曾被寄托着美好的生活,或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象征,也曾被海子比喻为被砍离了躯体的头颅,即象征着殉诗,而此刻被诗人召唤来“打扫整整一个世纪不安的荒凉”。荒凉意识或许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一个总体特征。即使如此,诗人还是要“哭着”坚定地赶路,走在祖国的“新长征道路”上。在没有希望的的情况下开辟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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