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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4
游击队员:反抗者抑或反叛者 / 杨小刚
TAG:游击队 施密特 克莱斯特 杨小刚

游击队员:反抗者抑或反叛者


杨小刚


关于以下著作的读书报告:

马克思:《评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评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之《波希米亚人》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

海因里希·迈尔:《神学抑或哲学的友爱政治》中关于德里达《友爱政治学》的部分

加缪:《反叛者》

 

引子——文学的想象

Tiv sofwvtaton_ crovno": ajneurivskei ga;r pavnta. 什么最有智慧?时间;因为它熟悉万物。[1]这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泰勒斯用问答体写下的一条箴言。泰勒斯,众所周知的第一位哲人,出生于米利都,一位伊奥尼人(Ionic)。引用他的箴言于此,是因为我想以此为由展开一番想象——时间的想象,文学的想象。想象游踪于莽莽时间之流中,如同人类未知可否能实现时间旅行,无数文学作品却已多少满足了我们对时间的好奇与迷恋。不过,严格的追求确定者会这样说:“那只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而已。”但请让我们暂时抛却偏见,如果说想象依赖于某种内在的时间意识的话,说不准,它真能揭示某些时间的隐秘,引导我们习染时间的智慧。当然,这里的胡思乱想远无所谓智慧,如果它能具有一些启发意义的话[2],也就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那么,请让我们首先由泰勒斯的时代上溯数千年,来到远古洪荒的大地,爱琴海沿岸,希腊悲剧中的神话时代。在伯罗奔尼撒近海中有个伊奥尼亚(Ionia)湾,这个名称,铭记了一位女子伊俄(Io)的苦难行程(《普罗米修斯》,835行以下)[3],埃斯库罗斯在他充满英雄气概的悲剧《普罗米修斯》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被神驱赶,被迫离开她的故乡阿尔戈斯,在爱琴海沿岸的崇山峻岭间艰难跋涉,只因为她被神所爱也被神所恨。在无休无止的奔袭途中,她来到险恶的高加索山,见到了人类所知的第一位反叛者——普罗米修斯,也被称为人类的解放者,因为,“人类的一切技艺(tevcnh)都是普罗米修斯传授的”(506行,并参见以上)[4]。但是,“技艺总是胜不过定数”(514行),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的悬崖上受尽巨大的耻辱和痛苦。令人惊异的是,他早已从母亲那里得悉了一切命运的展开,可他的反叛却是无可避免的,或许出于同样的根源,他向伊俄预言了她命定的苦难以及这无尽的苦难催生出的另一个伟大的反叛者——英雄赫剌克勒斯:苦难催生了反叛。但另一方面,“智慧从苦难中得来”,这是神所立下的法则(《阿伽门农》,175-176行)[5],任何人也不能违抗,越来越老的时间即教导了人,也教导了神(《普罗米修斯》,980行以下)[6]。埃斯库罗斯传达得了如是的古老智慧,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里隐含的前提是,时间是必然流逝的,因为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才能熟悉万物,而苦难就在时间与万物之中。

沿着这茫茫无端的苦难历程,我们将目光急转直下,来到以一种苦难为纪元的十九世纪,德意志的森林、河流与大地,另一位永无休止的奔袭者——克莱斯特,年轻的诗人,我们将他称为一位反抗者。如同埃斯库罗斯回顾伊俄的传说一样,百年后的作家茨威格讲述了克莱斯特的故事,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文字:“他几乎总是在路上。他乘着滚动的驿车风驰电掣地奔向德累斯顿、埃尔茨山、拜罗伊特、克姆尼茨,突然,他又被驱往维尔茨堡,然后他横穿拿破仑的战场又奔向巴黎。他打算在那里呆上一年,但仅几个星期以后他就逃往了瑞士,错把伯尔尼当作图恩,又把巴塞尔当作伯尔尼,他像一块被抛掷的石头突然落在了维兰德在奥斯曼施台特的安静的家中。仅过了一个晚上,他又被驱赶着上路了。滚滚不停的车轮载着他经过米兰和意大利沿海地带又一次前往巴黎。再去往布伦内的路上他莫名其妙的冲进了一支陌生的军队中,后来突然在美因茨醒过来时已垂垂病危。然后他再一次被抛向柏林、抛向波茨坦。一个令他渴望的职位将他拴牢在柯尼斯堡达一年之久,然后他再一次挣脱开,打算从法国人的行军队伍中穿过,前往德累斯顿,但却被误作间谍逮到了夏隆。刚一被释放,他又曲折辗转于各个城市,从德累斯顿出发,中经奥地利战场,冲向维也纳。在阿斯佩恩附近的战役中,他被逮捕,后来逃往布拉格。有时候,一连几个月他像一条地下河一样消失不见,然后在几千里以外的地方重新显现。到最后,重力把这个被追逐者抛回了柏林。他扇动折损的翅膀又到处扑闪了几次,较后的一次他落在了法兰克福妹妹的家里,想在亲人那里找到一片灌木丛以躲避那个在身后追逐他的可怕的猎人。但他并未找到安宁。于是他最后一次登上了出游之车,驶向了万湖,在那里,他将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头颅。他的坟墓坐落在一条乡村路旁。”[7]赫拉化出的牛虻叮啄着伊俄,让她不得安宁,这个不断移动的、永远不在这里的人克莱斯特又为何得不到安宁?我们贸贸然地称他是反抗者,似乎与普罗米修斯所标示的反叛者形成某种差别与对立,何以如此?他又在反抗什么?

 

被委以哲学使命的游击队员[8]

施米特在其充满洞见的天才作品《游击队理论》一文中写下这么一句话,“从这一年一直到1811年离世,克莱斯特都是真正意义上反对外来占领者的全民抵抗运动的诗人。克莱斯特的剧本《赫尔曼之战》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游击战作品。”[9]他是在叙述1809年奥地利反抗拿破仑的全民游击战时提到克莱斯特的,这场战争是对1908年反抗拿破仑入侵的西班牙游击战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非正规方式对抗正规军的战争形态的最早的有计划的效仿,自此以后,人类进程中展开了一卷浩浩荡荡的游击战运动史,从1813年普鲁士国王颁布诏令动员全民抵抗法军入侵,写下《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极力鼓吹轰轰烈烈的游击战在德国大地上展开,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国家内战和国际内战中游击战,到以游击战理论在世界军事史上留下辉煌之笔的毛泽东,以至在越战中领教了越共残酷的游击战术的法国将军萨兰领导的反对阿尔及尔独立的恐怖政变活动。然而,这一明显的军事学课题为何会进入思想家、法学家施米特的视野,着实是个奇特的问题。

1813年4月普鲁士国王颁布的战时动员令在施米特看来是极为关键的事件,尽管三个月后动员令就被修改,德国并没有发生抵抗拿破仑的游击战,但普鲁士国王这一合法的名称与游击战这个代表非法、混乱状态的名称结合在一起则显现出十分特殊的意义,这是游击战获得自身合法地位的正当化的一次凸现,施米特称其为“新的以往不会被承认的世界精神形象(黑体为原文所有)出现的瞬间”。更重要的是,施米特看到了游击战动员令背后在柏林“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和哲学”[10],居于这种精神和哲学中心地位的是大哲人费希特、天才军人克劳塞维茨以及诗人克莱斯特。“为游击队员敞开大门并赋予其哲学基础上的合法地位的,并非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的抵抗意志,而是教育和才智。在这里,如果我可以如此评说的话,游击队员被委以哲学使命(黑体为原文所有),从而得以登上大雅之堂。”[11]哲学使命?书斋中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考何以竟能成为战斗的历史使命?这是什么样的使命?在克劳塞维茨写给费希特的一封信中或许道出了这种使命的某些秘密。他说,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学过分信赖古希腊罗马,如今,人们靠激发个人力量所赢得的,远远多于以人为形式所得[12],新的武器和民众全然符合这个原则,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个人在近战中的英勇,“尤其当一个民族在打一切战争中最美的战争,即在自己的田野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时候。”[13]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下关键词汇:个人力量、新的武器、自己的田野、自由和独立!不过,这些还不是全部,克劳塞维茨或许因为现实的制约——他还期待着游击战这一民族意志在普鲁士国王的合法统领下的崛起(不过可以补充的是,克劳塞维茨后来投靠了俄国人)——隐藏了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但普鲁士王室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施米特引用另一位学者哈尔维克的话说,游击战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尤其是一个具有革命品格和至高意义的政治事务,而对武装人民、暴动、革命战争的认可,以及对现存制度——虽然此时是针对外国占领权——的反抗和起义,是某种脱离法的国家领域的“危险玩意儿”。游击战意味着非法性。施米特还强调说,这些话击中了我们论题的核心。[14]正因为这样,全民游击战在德国不久就流产了,但历史的脚步并未就此止步。此后不久,黑格尔哲学主宰了德国,而这一体系自诞生之日起就包含着保守与革命的冲突,后者尤其通过其历史哲学经由马克思、恩格斯传入职业革命家列宁之手,施米特称其比雅各宾派手中的卢梭哲学更危险。[15]

但,以上所述种种与我们要探讨的反抗者克莱斯特的形象有多大关系?当然,现在可以将反抗者本身与在自己的田野上进行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游击队员的光辉形象融合起来,伟大反抗者就是他们,这一关联在20世纪得到最鲜明的表现,即与游击战有着特别亲缘关系的两种战争之一就是殖民地战争[16]。可是,克莱斯特真的是这样一位游击队员的精神象征吗?他有自己的田野吗?施米特对克劳塞维茨着墨不少,也多少提到费希特的民族意识,但克莱斯特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文学代表一掠而过。不过,他还稍微隐蔽地谈到了强盗、杀人犯科尔哈斯——克莱斯特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科尔哈斯不是游击队员,他没有政治倾向,只是为自己受到侵犯的权利而战,既非抗击外来征服者,也非为了革命事业。[17]这是在论文的最后一节,标题是“从实际的敌人到绝对的敌人”,主角是职业革命家列宁。前面说到,有两种战争与游击战有亲缘关系,另一种就是内战[18]。与列宁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世界内战”。

 

职业密谋家

马克思1886年在《新莱因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评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评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的书评,他在文中描画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漫长革命岁月中出现的一批被称为职业密谋家的人物。马克思把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他们是兼职的工人,仅仅参加集会和时刻准备参加战斗;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与职业密谋家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是浪荡汉、游手好闲之徒、流氓无产者和惯犯,这些形象常常融合在一起,因为后者正是职业的密谋活动所需要的伪装,而职业密谋活动甚或正是后者的追求。马克思对他们做了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些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魔力;危险愈大,密谋家就愈急于及时行乐。同样,他对危险已习以为常,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像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不顾一切的拼命斗争的勇敢精神,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hommes de coup de main(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进行了指挥,是他们组织了抵抗,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鲁莽的行动,因而常常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当然,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如燃烧弹,具有魔力的破坏性机械,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显然,马克思对职业密谋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赞扬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一方面对他们的胡作非为大家嘲弄和批评,但马克思内心深处的真正思考此处无力论及。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职业密谋家们坐进了巴黎警察局,他们的头头、革命家的典范科西迪耶尔做了警察局长。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句显得模棱两可、略显无力的评论:“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什么?在马克思那里常常会碰到这种关乎整体性的抽象描述,它意味着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呢?相应的,是在战斗时期随身带着毒药、现在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趾高气扬地说的这么一句话:“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没有开始!”[19]

就军事学的定位而言,职业密谋家们进行的街垒战无论如何不能称为正规战,它多少与游击战有着亲缘性,因为街垒可以在任何一个角落筑造起来;职业密谋家与游击队员也多少有些相似,他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伺时出击;他们都代表着某种反抗,我们可以将两者分别划归到前文提及的两种战争形态中,即反抗现存制度的革命的内战和反抗外来入侵的本土作战;更重要的是,游击队员肩负的哲学使命最终通抵职业密谋家的革命行动。看来,职业密谋家也是游击队员了。过早下此结论将错过一个至为关键的差别,即与游击队员的依托本土作战不同,职业密谋家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田野的人。自己的田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此一个诗意化的用语,竟隐藏着某种政治差异吗?让我们暂且打住,论题和文本的一步步展开将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大致而言,职业密谋家这一独特的政治类型诞生在巴黎的小酒馆里、煤气灯下、垃圾堆中和街垒旁,他们属于大都市。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开篇就提到职业密谋家这一政治形象,他在波德莱尔脸上看到相似的样貌。[20]波德莱尔奉行福楼拜的名言:“一切政治我只懂反抗”,他曾留下这样一条笔记:“我说‘革命万岁’一如我说‘毁灭万岁、苦行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不禁乐于做个牺牲品,做个吊死鬼我也挺称心——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革命!我们所有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有一种民主的传染病和一种梅毒的传染病。” 本雅明把这叫做“煽动的形而上学”。[21]我们能相信,马克思期待的整个无产阶的革命是由这样的革命家来领导吗?但革命确实就是由这样的人领导的。本雅明同样看到了马克思对职业密谋家的矛盾态度。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将巴黎公社最重要的街垒指挥布朗基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而布朗基首先是一位职业密谋家,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有教养的理论家。在布朗基这个光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之后很多年,才出现另一个可以与之比拟的人物——职业革命家列宁。[22]职业密谋家最终由大都市走向了世界,由国家内战走向了世界内战。

 

游击队员形象的廓清

我们再次从波德莱尔和布朗基回到克莱斯特和列宁,从职业密谋家回到游击队员。现在,这两个形象在众多人物和事件的纠缠中多多少少混杂在一起了。施米特早就留心到了这种混杂,他在“游击队员的字义”一节中界定了游击队员的四个特征:非正规性、高度灵活的积极战斗、高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最最关键的本质特征——依托大地的品格。[23]前两条并不能将职业密谋家和游击队员区分开来,虽然职业密谋家有种种冒失举动,但似乎也不能指责他们缺乏政治责任感。(他们的责任甚或是太强了?)从字源而言,partisan(游击队员)一词来自partei(政党),这一渊源也显示出游击队员与职业密谋家的深刻关联,在革命战争年代,游击队员就是从属于职业密谋家领导的革命政党的奋不顾身的战士。[24]且慢,从属与领导,这不正是游击队员与职业密谋家的分道扬镳的一个岔路口?游击队员是被整合进一个总体组织的战士,而职业密谋家千方百计要成为领导者,首先,他就是自己的领导者。施米特当然没有放过这个重要区别,他提到了另一种对游击队员形象的普遍解释,即坚定的个人主义战士,他自己追随自己,进行基于自己的考虑的战斗,勇于承担一切风险。[25]他还说,这类解释值得重视和专门考察。[26]不过,施米特毕竟把这种解释从他对游击队员的界定中区分出去了,但或者,与其说是施米特从概念上作出区分,不如说是游击队员形象的自身差异化——存在着不同的游击队员。这一自身差异化在第四个特征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游击队员原则上仍处于守势,依托大地的品格对于这种状况至关重要,如果游击队员认同一种世界革命或者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意识形态的绝对攻击性,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本质。”在施米特看来,“游击队员立足于大地的品格非常必要,由此才能证明自己在空间上处于守势——即限制敌对性,从而防止一种抽象正义的绝对诉求。”游击队员必须是在自己的田野上为自己的田野而战的反抗者!这是施米特的告诫。

然而,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田野也永远没有自己的田野的人从来就是存在的,这就是我们提请注意克莱斯特的缘故。当然,由于对克莱斯特的作品的生疏,不能断言他就是另一种游击队员的精神象征,依据施米特的论述,或许他恰恰跨在差异的深渊之上。但从克莱斯特到波德莱尔,一个波希米亚人,现实上与精神上真正的无家可归者,在他身上,另一种游击队员得到真正的表征。在波德莱尔和其他波希米亚气质的诗人和艺术家所依托的精神原野上,职业密谋家布朗基诞生了,职业革命家列宁诞生了!普罗米修斯的后裔,反叛者再生了!反抗者与反叛者,这不是僵硬的形式划分,而是施米特所看到的那一世界精神的运动——从依托大地到脱离大地的运动。在他所界定的游击队员的四个标准中,已经暗示了这一运动[27],上述引文中的世界革命和技术至上论的绝对攻击性道出了运动的根源性动力。关于前者,我们已经提及战斗的个人主义者。世界革命从个人的反叛迈出第一步,在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前方是自身决断的绝对的正义诉求,正因为这一绝对性,个人主义者反叛任何他曾置身其中的相对的声称正义的现存制度,也正因为绝对性,必然要求整体性,个人主义者拒绝停留在家乡的大地上,他们要走向世界,要“环球同此凉热”。后者,也就是技术至上论的绝对攻击性构成了绝对正义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技术(technology),正是游击队员的机动灵活性所倚靠的,于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也被拖进了不可抵御的技术-工业进步的引力场”,“摩托化大大提高了游击队员的机动灵活性,以致游击队面临完全脱离当地依托的危险”。[28]普罗米修斯教授给人类一切技艺(tevcnh),也教给人类反叛的精神,人类高唱浪漫的诗歌,高举强大的技术武器,开始了反叛的革命史。

与施米特鞭辟入里的分析相比,这里对反抗者与反叛者的差异的描述毕竟相当空泛。为了深化对这一干系重大的差异的认识,有必要按照施米特的框架进一步刻画出其所通向的两条迥异的道路。

1.合法性与正当性

可以说,《游击队理论》通篇是建立在公法学家施米特对国际法演化的观察视域中的。要认识游击战如何作为崭新的战争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首先要了解欧洲国际法中古典战争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即交战双方是地位对等的主权国家,他们作为敌人也互相尊重。基于这一准则,区分了战争与和平、作战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敌人与罪犯。在古典战争法的裁制下,游击队员是被排除在法之外的罪犯,而非法的也就是无权利的,游击队员不享有正规作战人员的待遇,可以用“一次即决的惩罚和镇压措施加以消灭”[29]。不过,仅仅法理上的追认以一种本末倒置掩盖了某些起点性的东西,即游击队员本是初始的无权利者,他作为人的权利已经在成文法之中被剥夺了,也就根本不会在古典战争法之中寻求作为一个战斗人员的权利,他如果要有权利,只存于成文法之外。但是,这样说并不绝对意味着游击队员就是无法无天、胡作非为之辈,非法并不等于无法,现代游击队理论是伴随着游击战寻求自身合法化的过程崛起的,这就是施米特看重1813年普鲁士国王颁布的全民动员令的意义所在。当然,要借助已有的法的权威建立合法性的尝试立刻就失败了,崭新的合法性的建立只能在寻求比合法性更高的理念——正当性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游击战的进行多少表现出正当化的痕迹,即多多少少的秩序化、组织化、程式化,甚至某种程度上一支强大的游击队,恰恰需要高度的秩序化、组织化、程序化,游击队员作为个体是机动灵活的,作为整体却是紧密联合的。而秩序化、组织化、程序化绝非简单的规章制度,而是有着至高的正当性理念为其基础。按照韦伯经典的三种正当性的区分,在法制型正当性之外,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正当性都是游击战展开的必不可少的前提[30]。列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释其游击队理论的,在他看来,游击战是不可避免的斗争形式,一切方法和手段,只要其目的是在世界各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好的和正当的。[31]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认为古典战争法只是国家之间的法,故而游击队员的非法性只是本国之外的非法性,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古典战争法是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恢复的,“这些受限制的战争和真正的敌人的观念产生于君主制时代,若要让这些观念在[现代的]国家之间合法化,交战的国家双方就得在国内和国家之间都遵循这些观念,而且国内和国家之间对正规与非正规、合法与非法的理解还得在内容上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在其结构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同一”[32]。游击队员的非法性一开始就深藏着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和对现存制度的反叛。法国将军萨兰的行动是后者的典型,而且在他身上正好体现了反叛的更深的矛盾特质。政变失败后,萨兰接受公审,其主要辩护人蒂克歇-维纳吉尔在终结辩护中揭示了这么一个秘密:“我必须认定,一个好斗的老共产党员假若像萨兰将军一样不担任重要的军事首脑职务,而是领导一个组织,他会作出另一番行动。”[33]这是什么秘密呢?前已述及,游击队员需要以正当性重建合法性,共和派将军萨兰本人早年帮助戴高乐将军反对当时的合法政府,而戴高乐将军常常以传统的和民族的正当性与共和制的合法性对立,阿尔及尔政变就是遵从这种正当性的行动,但现在法兰西共和国的唯一正当性就是共和的合法性,法律的主权性质将萨兰领导的恐怖活动变成致命的非法性,而萨兰毕竟是由法律的主权赋权的军事首脑,他的反叛走得还不够彻底。一个好斗的老共产党员会根本无视政府的合法性,他只有“自己的新的合法性”,他将自己规定自己的敌人[34]。这个老共产党员就是列宁。

2.实际的敌人与绝对的敌人

列宁彻底改变了古典战争法所规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形态。在这位克劳塞维茨的崇拜者看来,“按公认规则进行的有限制的古典欧洲国际法意义上的战争,与要求赔礼道歉的骑士决斗差不多”,“这种[古典意义上的]战争简直就像一场单纯的游戏”。从列宁的绝对敌对观念出发,整个世界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战场。从国家内战出发,共产主义的游击队员走向世界,古典意义的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演变成了国际内战。

要理解绝对的敌人观念,首先要清楚与其对立的实际的敌人的观念。这一观念是施米特思想的核心。这里就要提到目前已经耳熟能详的施米特的一句断言:“政治就是划分敌友。”对于这个断言,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似乎都过于强调了其中的敌对性含义,而恰恰有将其推至施米特万分警惕的绝对敌对性的危险。“敌人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形象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楚界定的,哪来的敌人呢?敌人并不是某种出于某一理由必须排除和因其价值而必须消灭的东西。敌人处于我自己的层面。基于这一理由,为了要争得自己的范围、界线、形象,我必须以斗争方式与敌人清楚区别开来。”[35]这才是划分敌友的真正含义,恰恰是敌友关系的确定限制了战争的范围,所以它首先是政治的而非战争的,政治优先于战争。古典战争法恰恰不是游戏,而是有着相当严肃的品格。从反抗拿破仑入侵的西班牙大地上诞生的第一支现代意义的游击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与实际的敌人进行实际的战斗的英雄”,从而“恢复了战争的严肃性”。[36]反而是以正规方式作战的拿破仑破坏了古典战争法[37],因为秉承了大革命精神的拿破仑已具有向绝对敌人开战的意味,他掀起了一场欧洲内战。但是,“百年之后,当一个如列宁这样的职业革命家的战争学说盲目摧毁一切传统的战争限制时,战争成了绝对的战争,游击队员便成了对绝对敌人怀有绝对敌对性的载体。”[38] [39]

对列宁而言,具体的绝对敌人是资产阶级。以此敌人为目标,游击队员成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反叛者,到此哲学完成了“与一场暴乱的原始力量的结盟”[40]。当然,列宁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领导人,要求游击队员受党中央的绝对控制,前面已经说过,他必然要以一种正当性为名重建合法性,否则“游击队就成了无政府主义流氓和人类的敌人”[41],从而在合法性重建之后,共产主义的游击队变成共产主义正规军。但问题不在于合法性重建的一次的完成,如果游击战就此结束,就无所谓绝对的敌人了。根源于游击战本质的非正规性,永远在法之外的游击队员永远存在,新的职业革命家将再次产生,新的反叛者将再次诞生,无论他以何种正当性为名。一个彻底的反叛者,以绝对正义为名,这种彻底性使其不仅仅是从一切现存的制度中反叛出去,也就是从一切政治中反叛出去,而且首先要从自身反叛出去,永远不在这里的克莱斯特,今天的自己反对昨天的自己的波德莱尔,不正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彻底的反叛精神?于是一个人的面相产生无穷的变化,而“敌人是我们自己的作为形象的问题。如果自己的形象是清楚界定的,哪来的敌人呢?”[42]反过来说则是,当自身的形象繁复无穷时,敌人的绝对性也就达到极致——人类的最后敌人。如此的敌对关系催生出的就是“终结人类战争的战争”,终结政治的战争,“它们必将超越政治,以道义和其他范畴贬低敌人,将敌人描绘成不仅应该反击、而且必须彻底消灭的非人性怪物,即不再是一个应该击退并使之回到自己地区之内的敌人”[43]。最终到来的就是彻底的毁灭,“贯彻最高价值的所谓客观措施”[44]。而毁灭要求新的武器。

3.新的武器

“武器是战斗者自己的本质。”[45]施米特引用了黑格尔的这一句话。

当不指望敌人尊重其权利的游击队员将敌人设定为绝对敌人时,以合法性[46]为最高正当性的敌人也同样视其为绝对敌人,双方都“将对方推入全盘贬低的深渊”[47],于是人类历史走入恐怖与反恐怖的阶段,双方都以灭绝对方为目标。[48]现代技术则同时为游击队员和打击游击队的正规军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武器和各种手段。诞生于大地的农民在借助新的武器成为游击队员之始,就不断借助技术进步发展壮大。对于技术乐观主义认为田野丛林中的泥腿子出身的游击队员会随着技术发展自然消亡的态度,施米特多少表现出一些轻蔑。一种高度技术化的现代游击队员、工业游击队员在施米特看来是极为可能的,这点在今天就更为明显了,而在未来,在新的夺取、分配和享用过程中,宇宙游击队员的出现也是自然而然的。于是,借助技术的力量,从作为反抗者的游击队员到作为反叛者的游击队员,也将最终完成其彻底脱离大地的空间转变。[49] [50]

 

没有革命,只有反叛[51]

 

反叛者的形而上学总结

 

末日战士还是大地的最后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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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小枫编著:《凯若斯》,华东师大版2005,p66。

[2] 参见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收入《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版2004,p328。

[3] 罗念生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版,p119。古代人认为,伊奥尼亚湾得名自伊俄,现代人则认为得名自伊奥尼人。

[4] 前揭,p110。

[5] 前揭,p212。

[6] 前揭,p122。

[7] 茨威格:《与魔作搏》,西苑出版社,1998。

[8]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前揭,p299。

[9] 前揭,p271。

[10] 前揭,p296。

[11] 前揭,p299。

[12] “个人力量”与“人的形式”的对立,这种军事学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两种政治哲学的差异,进而牵扯到的是古今之辩?这里暂且留下这个问题。

[13] 前揭,p297。

[14] 前揭,p297。

[15] 前揭,p299。

[16] 前揭,p274。

[17] 前揭,p329。

[18] 参注释16。

[19] 以上叙述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p313-329。

[20]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达的抒情诗人》,三联版1989,p29。

[21] 前揭,p33。

[22] 前揭,p34。

[23] 卡尔·施米特:《游击队理论》,前揭,p276-282。

[24] 前揭,p277。

[25] 施米特提到自己就曾用这个意义上的游击队员说明过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和情况,其中包括卢梭。参前揭,p280,注22。

[26] 前揭,p280。

[27] 回顾一下,克劳塞维茨揭示的四个关键词也早就预示了游击队员自身的差异化运动:个人的力量、新的武器、自己的田野、自由和独立。

[28] 前揭,p282。

[29] 前揭,p284。

[30] 以今日之眼光看,正当性已很大程度上与基于民主政制的合法性合二为一,但至少在韦伯的理论中,正当性的表现大概更多在于一个组织、社会或国家的秩序性运转。但这里有个问题,对绝对正义的诉求属于三种正当性的哪一种?是韦伯遗漏了吗?还是他早已认识到这种诉求无法建立正当性?

[31] 前揭,p301。

[32] 前揭,p291。

[33] 前揭,p323。

[34] 前揭,p326。

[35] 前揭,p326。

[36] 前揭,p328。

[37] 复辟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古典战争法即是就此而言。

[38] 前揭,p328。

[39] 需要补充的是,对古典战争法的摧毁并非共产主义游击队单方力量的结果,一方面人道主义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游击队员敌人的待遇,这点恰恰被职业革命家们所利用(前揭,p329),另一方面二战的战胜国将普鲁士国家视为德国军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代表,将二战界定在非古典战争法意义上的两国交战,已经带有绝对敌人的意味(参前揭,p293)。从而,战后的战争就处于一种相当奇怪的境地。

[40] 前揭,p303。

[41] 前揭,p301。

[42] 注释35。

[43] 前揭,p330,注12。

[44] 前揭,p331。

[45] 前揭,p331。

[46] 参注释30关于今日之合法性的说明。

[47] 前揭,p331。联想一下今天的“反人类罪”。

[48] 就今日之实际而言,“恐怖主义”的命名在多大程度上确立了绝对的敌对关系呢?或者毋宁说,在多大程度上掩盖了实际的敌对关系呢?恐怖主义与反恐,似乎一切恐怖主义成了所有人的敌人,这恰恰掩盖了立足于不同地域的恐怖主义游击队员与不同的法的主权的实际的敌对关系,甚至不少游击队是被剥夺了主权的别驱逐者,他们被迫从故土走向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今日法的主权对游击队员的彻底否定将实际的敌对性逐步推到绝对的敌对性的危险深渊之侧。

[49] 前揭,p321-322。

[50] 技术悲观主义于是获得很大的空间,这点尤其表现在一切武器中最有力量的武器——核武器上。由于游击队员的高度机动性,其可能拥有的核武器也就具有更大的威慑力。而已知的核武器拥有者由于人道的考虑不敢使用,游击队员又恰恰利用了这种顾虑(前揭,p283),人道主义便再次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还可以补充的是,正是在要让所有人都获得人权的民主政制时代,恐怖主义的游击队员拥有了以平民为要挟的力量,恐怖主义竟成了一种未来而必然来临的危险,这实在是一个怪圈。

[51] 参加缪:《反叛者》,收入《置身于阳光与苦难之间——加缪散文集》,上海三联版1989,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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