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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26
一个关于Quentin Skinner的笔记 / 海裔
TAG: 政治 马基雅维里 Skinner 海裔

一个关于Quentin Skinner的笔记
 
 海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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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Original is Machiavelli?: A Consideration of Skinner's Interpretation of Virtue and Fortune

W. R. Newell

Political Theory, Vol. 15, No. 4. (Nov., 1987), pp. 612-634


这两年来好像一直是在做批评Quentin Skinner的工作。先是和导师Giulia Sissa一起研究《乌托邦》,一开始就以Skinner作为批评的靶子:Skinner将《乌托邦》作为一个严肃的,探讨最佳共和国政体的文本来读,而我们强调的是,《乌托邦》里面有着强烈的喜剧色彩(Carlo Ginzburg新近出的书No Island is an Island第一章研究的也是《乌托邦》,强调Thomas More受到Lucian的强烈影响,也正是在强调其喜剧色彩。)然后是和Carlo Ginzburg一起研读马基雅维利,对Skinner的批评是,第一,他的contexual方法其实很不具体,根本没有落实到物质层面;第二,他将马基雅维利归到人文主义传统中的读法,不能说错,但有很多弱点。最近要动手忙博士论文,发现又需要批Skinner了,主要感觉是,Skinner关于文艺复兴与古典时期的fortune与virtue关系的论述相当牵强。

正巧的是,在查阅文献的时候发现W. R. Newell已经替我作了一个先行清理的工作。这篇文章对Skinner批得非常狠,虽然文辞上还是比较客气。对于这篇文章的论点,我大体上表示赞同,但又认为可以更加复杂化,或者在表达上更为清晰与准确一些。


W. R. Newell的文章首先从复述Skinner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中表达的观点开始。Skinner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对于virtue与fortune的理解,与中世纪基督教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断裂。fortune, 在Boethius的传统里,是低于providence的。而Skinner认为人文主义者们淡化了fortune与Providence的联系,而强调fortune的多变与不稳定。而virtue, 在人文主义的理解中,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人文主义者们尤其是马基雅维利的创新,是相信人类的创造性力量可以克服不稳定的fortune。往更强一点说,人是自由的,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人定胜天。

而且,Skinner尤其指出,人文主义者是从异教的古典吸取营养,从而中世纪的理解发生断裂的。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人文主义者们所理解的virtue与fortune的关系,与异教的古典理解极为接近。

W. R. Newell首先就来了釜底抽薪:Skinner你说人文主义者对于virtue与fortune这样的理解是受到古典启发,那么就展示一个古典给你看看!W. R. Newell论述古典那一节的标题是“因果秩序中的美德与自由”。对于古典的主流来说,宇宙就是一个目的与因果等级秩序,而美德则是人对这个永恒秩序的模仿。但这个等级秩序并没有严格到了把你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决定死的地步。 fortune是没法用这个原因与目的秩序来说明的因素,因此被作为边缘性的东西来处理:它代表着暂时的,物质的,多变的,阴性的...... 如果说virtue与fortuna之间有斗争,这里关于virtue的教导绝不是赞美人的欲望,并且鼓励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创造性地去征服;而是强调控制自己的欲望以符合宇宙的永恒秩序,从而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就克服了fortune的多变性。因此,这里的virtue绝不是现代理解中的那种满足人的层出不穷的欲望的“创造性力量”,而是一种自制的力量。

W. R. Newell用来说明的文本是西塞罗的《论命运》,《论神的自然》以及《论终极目的》。这三个文本都涉及斯多亚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强调严格的决定论,严格到了剥夺人的自由的地步;伊壁鸠鲁主义则试图拯救人的自由,但这是以牺牲对神的崇拜作为代价的。西塞罗所遵循的是中道,他既要自由,又要神道设教。怎么处理呢?宇宙是有着严格的因果关系与目的的,但神灵并没有预先安排好人的未来,所以人自己的行动是有尊严和意义的。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里就严厉地批评西塞罗立场不坚定。根据奥古斯丁,上帝全知全能,而且无时无刻不干预着人的行动,承认fortune的存在,显然就是对神的冒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甚至发了些诛心之论:西塞罗其实是赞同伊壁鸠鲁主义的,他把自己的话,交给对话录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发言人去说了。

像Boethius与Aquinas等神学家保留了fortune的名字,但却是把它作为providence之下的力量,供神差遣。Skinner对中世纪神学将fortune与providence联系在一起的解读,无疑是准确的。但他对古典的读法,却可能有很大的误差。古典比中世纪的基督教确实更少一些决定论,但还没有到大声赞美“创造性力量”的地步。

这是第一步对Skinner的打击。第二步打击是, Skinner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阅读也是很有偏差的。他们也根本没有赞美人的“创造性”的力量,对抗多变的fortune。作者特别分析了Petrarch的《论对好运与坏运的补救》,指出Petrarch的观念乃是古典与基督教的一种奇怪的混合。Petrarch的解决之道,与古典仍然是很接近的,那就是劝说人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暂时的,物质性的,必将消失的事物,而是去关心那些永恒的事物,以此来克服fortune的多变。virtue在这里仍然是对一个正当秩序的模仿,而不是所谓“人类创造性的力量”。

如此来看,对马基雅维里就要作新的评论了。Skinner把马基雅维里放到人文主义者的群体中去,认为他分享了他们对于virtue与fortune的关系的看法。但W. R. Newell指出,马基雅维里对于virtue与fortune关系的看法,与古典,中世纪基督教与人文主义者都不同。在他那里,fortune真正是流动不居,狡猾善变的,而且,她并不服从于一个先在的宇宙秩序。因此,留给人的任务就是如何与这个狡猾善变,没有道理可讲的fortune进行斗争。形势要求人与时俱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力量。由此看来,我们必须承认,马基雅维里是真正革命性的思想家。


W. R. Newell 对Skinner的这个批评,在我看来是强有力的。Skinner确实是把自己的论点强加给整个人文主义群体,而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文本其实是抗拒这个观点的。人文主义者们确实是忠于古典传统,但这种忠诚并非建立在Skinner所归纳的论点基础之上的;他们对古典的忠诚,与他们对基督教的忠诚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裂缝。而马基雅维里的革命性就体现在,他既不忠于基督教,又不忠于古典。如此,将他混在那群搞评注的人文主义者中间,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但是,W. R. Newell在论述古典的时候画出的这幅清晰图景,却难免有一些疏漏。所谓“古典”,其实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思想传统,而是一群类似的思想家族的聚合。他们之间有类似,却也有难以化解的差异。前苏格拉底时代与后苏格拉底时代就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可以暂时忽略后来在德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引起极大反响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文献,因为在马基雅维里的时代,希腊人的遗产还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对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来说,罗马构成他们主要的古典形象。但Newell论述的virtue与fortuna的关系,还是受到斯多亚主义的影响过多,因而强调了virtue所伴随的这种“不动心”的品质,仿佛古典时代的人都是风险规避者。但即便是在罗马人的拉丁文本中与同时代的希腊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 fortune与virtue的关系比作者所论述的要复杂得多。普鲁塔克的《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与美德》以及《论罗马人的机运与美德》两篇演说就勾勒出了机运与美德之间的多维关系:它们可以合作,创造出罗马这个伟大的作品;在亚历山大身上,机运与美德则相互争斗,而多变的机运,其实成就了亚历山大更大的美德。在《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与美德》中,我们能读到对于人类理智与技艺(τεχνη)的强烈的赞美,而荣耀(glory)并非被作为一种身外之物(external good)来处理的。普鲁塔克的目的,并不在于将人们从对权力与荣耀的追求引开,更不反对伴随着极大风险的政治与军事征服。如同柏拉图那样,他在这里对护卫者阶层施行教导,以美的例子,激发他们灵魂对美的追求。

而且,Newell的virtue概念过于偏重于道德德性(moral virtue),而没有注意到罗马人的virtus概念所带有的强烈的军事意涵。早期拉丁文学中的virtus 一词更多意味着勇敢与坚毅,那是一个战士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virtus与希腊早期的αρετη的概念颇为接近,是一种非道德的,相对于某种目的而言的“卓越”。作为勇敢与坚毅的品质,virtus与fortuna一起,成为战争致胜的原因。对于将领来说,他的virtus往往就意味着审慎(prudentia)这种品质,而这意味着审时度势,未雨绸缪。prudentia存在的前提就是形势的多样性和风险的存在。要行使prudentia,就不能逃避风险,而是要直面风险。而且,无论是virtus,还是prudentia,都是在长久的锻炼中才臻于完美。

当然,强调对技艺与审慎的赞美,以及道德意涵不是很重的“卓越”,并不足以让我们走到把virtue解释为“创造性力量”的地步。这里要强调的是古典政治思想话语具有多样性。是的,最为系统化的政治思想话语,如柏拉图主义与斯多亚主义,坚持认为宇宙具有严格的因果关系,而美德是对永恒不变的秩序的分参。但人们对fortune的回应,并不总是形而上的和伦理的,即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稳定性。在关于“荣耀”,“卓越”与“技艺”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主动出击,与狼共舞的努力。当然,这种主动出击,很多时候也被理解成为对永恒秩序的分参,因为荣耀本身就是这个永恒秩序的一部分——但并不总是如此,很多时候,论述的重点并不在这个目的的等级,而是形势的多样性,是如何在当时当地回应全新的挑战。对例子的强调并不否定原则,但也不是完全的对原则的臣服。

从总体来看,W. R. Newell对古典时代的fortune与virtue关系所作的这个归纳还是值得称道的。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并不全面和准确,但其明晰的表达能让读者们容易看到存在论与政治理论话语之间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看作一篇很好的研究先导。而我个人试图作的,是以有更多古典语文学支撑的研究,推进Newell对于Skinner的批判,以解开这个文艺复兴研究中流行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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