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存在与踪迹 | 返回首页 | § . 道-德 / 柯小刚  >>

2006-03-11
惟止能止众止——谈谈词类活用 / 长亭公子
TAG: 小学 古汉语 长亭公子

惟止能止众止

                                          ——谈谈词类活用

                        

 长亭公子

 

引 子

 

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庄子·德充符篇)

 

据说[1],围绕着对这句话的语法探析,肇始了古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的一桩公案。马建忠最初尝试建立汉语语法学体系而进行词类划分的时候,面对这里的四个“止”字,皱起了语法学家的眉头。“没有人在流水水面上照自已,而是在静止的水面上照自己,只有静止的事物能使静止的事物停止”——这是我们这些聪明的现代人对庄子这句美妙哲言的聪明译读。“一‘止’字而兼三类”,既作形容词(止水),又作动词(能止),还能作名词(惟止、众止)。这样的兼类现象急坏了深谙印欧语语法模式的马建忠先生,末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抛出一句“字无定义,故无定类。”二十年后,[2]陈承泽先生在《国文法草创》中接过这一疑难:“以余观之,马氏所举之三类,皆属‘止’之活用”。“词类活用”这一术语于是乎开其坠绪,逐渐成了一门精致的语法理论,且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们中学课堂的古汉语教学之中,培养了我们好几代人对于古汉语的语言感觉。于是,我们一再地把类似庄子这样的先贤所道出的格言式灿烂奇葩,读成了上述译文那样干瘪的枯枝败叶;我们一张口,机械式中规中矩的语言便像生了锈的链条般困难地挤出只言片语。呜呼,“文不在兹乎!”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反对之声也此起彼伏,主张根本没有所谓的词类活用:所谓“活用”均系“本用”,最多只是“兼用”;或者所有活用只是使动、意动、为动用法的缩写。在这两类几乎要对簿公堂的意见之间,笔者在此尽管诚惶诚恐,也想谈谈一孔之见。

 

一、所谓“活用”

 

所谓“活用”,自然是相对于“本用”提出来的。“一个甲类词,临时当乙类词用一下……叫做词类活用”[3]例如在“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汉书·韩信传)一句中,前两个衣、食为本用、本义,后两个衣、食为活用、转义,作“给……穿衣”、“给……吃饭”解。这种语法理论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在于,承认语词有本义与转义的二分,相信语词都有一个本来的含义,进而有一个本来的词类归属,也就有其本来的用法;只是在某个特殊的语境里,为了某种修辞的需要,或者为了节约用字(因为据说中国古人用刀在甲骨或竹简上刻字很不方便,著述必须言简意赅),或者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又据说古代汉语的词汇欠丰富、语法欠精密,不能表达多重含义),往往临时需要其他词类的语词越俎代庖一下,作一下词义引申,词性也随之改变。于是有例如“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诗·小雅·出车)的名词活用为动词,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如此等等各种词类之间的相互活用情况,不可胜数。

但是语词都必然有一个本来的含义和本来的词性吗?提出这样的问题或许令人匪疑所思——语词当然有本来的含义,殊不知语言学中对语词的定义便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它是音义合一的功能单元,它有本来的含义,也当然有本来的词性,例如名词是事物的名称,动词表示事物的动态、过程等等,总之所有的语词都应秩序分明、各有归类。

可是我们先来看看两个例子:

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史记·绛候周勃世家)

亮身率诸军攻祁山。(三国志·蜀书·诸葛亮)

此处加点的两个“军”字,哪个用的是本义?现在一般看来,“军细柳”之“军”为活用,因为名词(军队)被活用为了动词(驻军、驻扎)。但是根据《说文》:“军,环围也。四千人为军,从车,从包省”,又据《广雅·释言》:“军,围也”,则“军”之本义似乎应是动词。那么究竟是以古人的解释为本义,还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理解为本义呢?若以古人为本,可是在古人那里“军”字的这两种意义的使用频率不相上下,如何确定何者为本义何者为引申义?而且即使《说文》、《广雅》也不过是当时的人编的字典专书,正如我们当代人编的《新华字典》里把“军”首先当作名词来看待一样,都有其时代性。究竟以哪种字义为本义呢?诉诸词源的文字学考证,去甲骨文、籀文中找一些形象的根据吗?可是例如“鼓”字,甲骨文作“  ”,看起来像一只手在执槌击鼓,但这幅图像究竟指的是被敲之物,还是指敲的动作过程,抑或指敲鼓这件事,或是指示其他别的什么涵义?它毕竟只是个形象化的符号,对它的理解、解读仍然在于历史和社会中的我们自己,它为什么就非得是动词?

   如果对“鼓”字的这种分析,还不能让我们信服和深思的话,让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比如甲骨文中的“雨”字写作“  ”,作为象形符号,既可指雨这个“实体”,又可以指与雨相联系的往下落雨这个“动态”。而且这两种用法甚至在一个句子里同时出现,如《说苑·贵德》:“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其中雨既作为指示实体的名词又作为表现动态的动词。

    让我们想想语词的含义来自哪里,进而语词的词性由何来决定吧。我们大多数人一直相信内在观念的神话,相信每一个语词都包含固定的属于它自己的观念或含义。这种形而上学的假设是我们提出“词类活用”这种自然却又奇怪语法的先验根据。语词毕竟只是符号,正如我们看到单纯的符号“Deutsch”时不解其义一样,单独一个“军”或“鼓”字我们也不能确定它的词义和词性。我们之所以觉得“军”或“鼓”必有其单独的意义,是因为我们首先太熟悉它们在汉字这个符号系统中相对于其它符号的区分作用,进而还会不自觉地联想起某种语境,例如“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我们太熟悉它的某种日常用法,于是便立刻赋予它某种确定的含义和词性。否则我们为什么不能立刻明白“Deutsch”这个符号的意义?词类或词性是个句法范畴,是符号在句子中的功能标志,我们应该根据句子的述谓结构来确定词的类别。只有在词的用法中、在特定的语境中一个词才有所谓的词性,进而才会有确定的词义,词才称得上是词,而不是相反。

    因此所谓“词类活用”是个形而上学观念论的说法,它未从动态的话语实践的角度,从现代语义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每个词的语境用法都是它的正当“本用”,只要它能使句子为我们所理解。只有述谓结构的逻辑功能是根本的[4],所有词类的划分都首先依据于这种功能。例如“( )者,()也”这样的句式,无论在括号中填入什么词,这个词都会被我们看作名词性的语言单位。括号所标志的这种可替代性元素才是真正的作为功能的词类,而不是某个什么符号天生就被归为某个词类。这由句法决定,由前后语境决定,随着上下文的制约,语词之间显现出不同的组合关系,各自体现出不同的语法功能。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说,词无定类,因而也就无所谓词类活用。

 

二、“活用”之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通常又的确可以谈论词类的“活用”。

显然,我们上面支持词无定类,反对“词类活用”的说法,但并不是从引言所例举的那种主张把“活用”归为“兼用”或“使动、为动、意动”用法的一般语言学立场出发的,而是从语义、语用的深层角度考虑的。所以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语词并无本义,它不是语境中无法改变的硬核。但语词在日常话语中确实保有某种相对的语义同一性。而既然语词的不同意义不过是语境的差异,那么日常语义的这种同一性不过是说明了日常语境的相对恒常性。我们甚至可以按统计学的描述方法对日常语境进行分类,它们代表了日常生活中各个不同的话语实践领域。所以尽管从本来的意义上说,词无定类,也不存在什么词类活用,但是从相对的意义上来看,仍然可以说“词有定类”。而这种分类的实质是以一个既定的概念结构、以一种普遍的日常语境来对词的用法作统计学上的观察与梳理,所确定的实际上是某些普遍的语境类型。

这种统计便是词典编篡的前期工作,它使得日常语境中的语义最终体现在词典的条目解释之中。在由权威机构颁布的白纸黑字的词典中,我们看到一个语词往往有好几个义项,它们被我们认作这个词的确定含义,好像每个单独的词都包含了某种观念意义于自身之内。例如“军”字,现在一般作名词“军队”讲。一旦我们在古文中或是像现代新诗那样的语境中看到不合这种日常用法的使用,便会觉得这个词是被活用了。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来谈论词类“活用”。

但是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在这一表面层次上,而是必须明白,词类活用的实质与成因是什么。活用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实际上所有的语词随时都有被活用的可能性,这种活用的普遍存在根源于意义的语境定理。词典里的当代解释也可能曾经是被“活用”的意思,只是后来那种用法被普遍接受了,就成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日常意义。“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曾作为传神之用而广受赞赏,但若我们习惯了“东风已绿瀛洲草”或“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类句子,那么它就会成了像“绿化祖国、繁荣经济”之中的平常含义,成了典型的动词。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现在置身的日常意义世界,乃是以前的对语词的自发活用的产物,它是“层累地造成的历史”。

在此,对“词类活用”现象的一种新的理解向度被我们揭示出来。如上所述,词典里的一词多义,那些用法曾经也是活的,但是后来“死”了,它们实际上成了我们意义世界拓展过程中的一个个不朽的界标。但是活用并未停止,我们的生活世界一直在变化和拓展,新的用法层出不穷。从而,词类活用不仅仅意味着对日常语言的偏离,而且意味着通过这种偏离使它自身成了意义提升与创新的特殊契机,“活用”之用造成了语义的更新与扩展,是我们的活的精神之泉,而非仅仅一般意义上的修辞。活用可以说是一种微缩的诗歌功能,之所以说它是诗歌,是因为在诗歌中我们常常能鲜明地感受到这种活用,诗歌语言在不断突破日常语言的意义边境。

  因此如果仅仅说“词类活用是词的临时性换类功能,词的兼类是词的经常性换类作用,这是二者的主要区别。”[5]那么这种说法就仍然局限在共时性的统计学描述层面,没有深入到活用现象的背后去,没有领悟“活用”之用所揭示的本体论内含。或者,如果仅仅把词类活用归结为使动用法或意动、为动用法,那么最多这只代表一种语义解释,而解释无论如何是不能呈现原文的所有意蕴的。某种惊异、某种传神,某种更加丰富的内涵是干瘪的现代翻译所表达不出来的: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杜牧·金谷园)

   胡未灭,鬓先秋 (陆游·诉衷情)

一个“春”字,一个“秋”字,通常是表示季节的名词,但在这两句中作了动词,隽永深沉。比如“秋”之一字,调动了读者的生活积淀,秋日草木凋零、霜寒一片,这种种意象启发了我们的联想,人到晚年,同样光景,诗人空怀抱负,满目萧索凄凉。白发之于晚年正如银霜之于秋景,这种形象化的活用与其说使思想变得更易感知,毋宁说它开辟了一种新的意义空间。

在此,这种活用现象与修辞学里所讲的“隐喻”很像,而且它的确起到了一种鲜明的修辞作用。当这些语词被如此“活用”之时,它们变得高贵、典雅起来,它们摆脱了平庸。不过,活用与狭义的隐喻还是略有不同。“隐喻是把一个事物的名称用于另一个事物,要么从种转向类或由类转向种,要么根据类比关系从种转向种。”[6]当我们说“沉睡的池塘”、“赤裸的友爱”,“一个圆圆的春梦”时,我们把本用来修饰其它类别的词(“沉睡的”)用来修饰另一类别的词(“池塘”)。而词类活用并非仅仅如此,汉语语词的词性在形态上往往没有特殊的标志,这使得语词不仅可以像隐喻这样来转义使用,而且甚至可以连原来的词性都不再保持,变成了词类之间自由的相互转用。但是,词类活用却可以算是广义上的隐喻,只要我们明白,隐喻的实质同样也是词义的转用、语境的变换。当然,词类活用的提法可以揭示出汉语具有更鲜活更宽泛的隐喻性。

不过就隐喻这种修辞格而言,尽管陈望道先生早在《修辞学发凡》中就创立了“转类”这一概念,而钱钟书先生也创立了“通感”一说。但这些研究仍然只是局限于修辞格上面的形式研究。实际上活用或隐喻不仅仅是个单纯的修辞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揭示我们生存状态的本体论问题。它是语境之间的一种交流与和解,活用与隐喻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意义的关联,顺着某个语词之不透明的日常意义的指引,我们在心中唤起了一连串遥远之境,才使得我们能理解彼此、沟通古今——

 

 

三、会通之用

 

传统训诂学常常讲求“随文释义”、“依句辨品”,在一句话中,语词可以按次序层层扩展组合,造成不同形式结构的句子,只要这种词的次序先后一变,层次大小一变,就可能改变词性和词义。此时,一开始会有突兀难解之感,但是通过悬置语词的日常用法、日常语境,在语词与新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这种张力与矛盾中产生了新的理解,各种可能的理解被筛选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含义。当然,在如此往复的过程中又总有那么几个词的意义必须是已被接受了的惯用法,否则这句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可进入的。

[来丹]耻假为于人,誓手剑以屠黑卵。(列子·汤问)

曹子手剑而从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

在此“手剑”这种特定的组合一开始让人难以会意,但是看看前加后随的一个个词的惯有用法所揭示的日常意义,如“以”、“而”往往提示出在它们之前的是状语,在它们的指引下,在一层层的选择中,我们能逐步体会出“手”的作用在这里的确相当于状语,是“用手拿着”的意思。这是我们的语境与古人的语境、日常的语境与新的语境之间的一种交流与和解,那些意义相对恒常的语词,便是这种理解与交流的桥梁,它们打开了当代人与古代人,打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之境。

章太炎先生在《语言缘起说》中解释说[7],“物名必有所缘起”,而“一‘实’之名,必有其‘德’若‘业’相丽”。意思是说,如果一个词表示“实体”,必定有和该实体联系着的“品格”和“功用”附着,或者说与它相关的动作、行为、发展、变化等等意义萦绕其间,有待我们不断地去发掘与打开。前文已提到“雨”字作为象形符号,既可指雨这种“实体”,又可以指与雨相联系的往下落雨这个“动态”。看起来造字之初,“实与业”两方面是浑成一体的,只是人们在具体使用的时候,才在语境中分解和筛选或者说创造了出了某个具体义项。“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其中“止“既表实体又表功用,更表品格,显示了汉语“实德业”三位一体的特殊性。就垂直词义而言,它从具体走向了抽象,就从平面的词类关系而言它由静而动。在“绵蛮黄鸟,止于丘阿”(诗·小雅·绵蛮)中它还是一种具体意义,而《大学》则将它上升到了一种与人生追求、天下关怀相联系的抽象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天下安定,至善可达。



发表于05:49:09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  存在与踪迹 | 返回首页 | § . 道-德 / 柯小刚  >>

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