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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8
“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理解自杀”札记之四 / 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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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民立命”是否可能

——“理解自杀”札记之四

吴飞

当前中国的自杀问题,既不仅仅是偶然的琐碎争吵,也不只是简单的精神卫生问题,而是现代性中的善恶之争在当代中国的显形。在中国,善与恶之间的这对张力,没有体现为涂尔干那里的人性二元,也没有表现为弗洛伊德那里的双重本能,而是展现在家庭中爱与怨的纠葛,社会精神气质中对独立人格的推崇与和谐地过日子之间的冲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控制农药生产能做到的,更不是发展精神医学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须有更长远的考虑,为现代中国人找到真正能安身立命的办法;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能够安顿人心的现代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和中国的古典传统,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资源。

不过,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我们既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方法,也不可能回到古代,而是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来安顿人心。要安顿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又不是个人的体悟就可以做到的,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问题。但是,在崇尚个体自由的现代社会,“为生民立命”的政治还有可能实现吗?

人心政治的这个困境,其实就是现代性本身的一个根本困境,也是善恶之争本来的一个含义。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政治无权干预人心。现代国家和古希腊的城邦不同,并不以人们的德性提升为根本目的,而是小心谨慎地划定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利维坦的基本理念,就是防止人与人的战争(包括人与自己的战争),把自然界、疾病、他人甚至自己造成的各种危险挡在人们的大门之外,在最大限度上杜绝不幸,但是并不以提升幸福为目的。提升幸福的任务,要么交给了上帝,要么交给了个人。

经基督教文明洗礼过的人们相信,为善的根源,都在人性当中;作恶的根源,同样也在人性当中。理论上,政治应该抑制人性中恶的一方面,同时发扬善的一方面。但是,由于人性很难如此截然二分,至善的行为中常常就包含着恶的种子(就像我们在自杀问题中看到的那样),因此,当政治一旦以惩罚罪恶的名义来插手人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摧毁人性中善的那一方面;所以,政治根本就无权触动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现代文明之下的人心,就是这脆弱的“小鲜”;必须把小鲜整个做熟,但又不能真正碰到小鲜,因为稍一不慎,就会使它骨断筋酥。弗洛伊德面对现代文明的束缚时那样犹豫不定,他知道,若是把人们的力比多都释放出来,那一定是灾难性的;但是,文明与制度对本能的羁绊,又从根本上妨碍了人们的创造力。涂尔干面对自杀问题时同样惶惑,他一方面主张社会性地降低自杀率,另一方面却又担忧,完全没有自杀发生的国家,一定会变成没有出息的国家。

现代政治不但不能提升人心中的德性,也无权惩治人心中的罪恶,而只能从制度上做种种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理性化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幸。这种理性控制一方面越细越好,最好能深入到每个人的毛细血管;另一方面,它又不能真正触及到人心一丝一毫的跳动。最大程度地控制每个个体,恰恰是为了给每个人最大可能的自由。

西方现代政治不再干预人心的幸福,并不意味着人心问题被抛弃了。一方面,人们相信个体自由自然会使人们向善;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会照顾人心。本来,政治之所以无权管理人心,就是因为有必然向善的自由意志或至善的上帝。

但是,当同一个问题在中国提出的时候,我们却没有这么一个至善的上帝来照管人心。如果没有上帝的关怀,我们还能放心大胆地把人心的幸福抛出政治的职权之外吗?

在中国的政治观念中,“为生民立命”和“为万世开太平”来都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不但需要兵马刑政来维护人民的安全,而且要有礼乐教化来促进人们的幸福。没有前者,国家就会是软弱而无力的;没有后者,就会流于严刑峻法、国祚不永。所谓“霸王道杂之”,乃是经营天下的必由之路。“清官难断家务事”只是表明了家庭纠纷的复杂,却没有把家庭生活完全当作政治之外的事情。

但到了现代中国,一方面,个体自由得到了空前的张扬;另一方面,家庭与政治两个领域被彻底分开了。清官不仅难断,而且根本就没有权力来断家务事了。人心的教育与提升,要么完全变成了政治之外的领域,要么成为完成政治运动的润滑剂。当政治运动需要的是淳厚的人心与道德时,当然看不出这种政治的问题;但是一旦政治的发展要依托于人人为己的心性,这种政治的弊端就立即暴露出来。当前的自杀率就是明证。

虽然各种各样的宗教群体方兴未艾,但要把安顿人心的任务寄托在宗教上面,恐怕终究会归于失望。虽然不能排除某些个体会在某些宗教中寻找寄托,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政治与现代心性都和西方不同,不是在宗教话语的展开与演化中形成的,中国的政治和宗教之间,不可能形成西方那样的辅翼与张力。更何况,这种模式就是在西方也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未必就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虽然看上去比西方宗教更有希望,但是,如果不经过现代人的重新诠释和践行,种种古训就可能完全流于空疏的教条,甚至会使人们变得更加顽固和傲慢。

中国不存在一个政治之外的上帝,同时又不可能把传统文化建构成西方那个样子的宗教。似乎这一切都逼迫着中国政治重新思考礼乐教化的问题。但是,用政治权力来执行礼乐教化,又往往会从根本上威胁到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原则,使人们无法追求自由,当然也就不可能获得现代意义的幸福,无疑是非常危险,甚至根本不可能的。那么,现代中国政治是不是根本就无法关心人的幸福,不仅无法形成西方那种恺撒与上帝相互分离又相互依托的局面,也无法回到“霸王道杂之”的时代,而只能困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

这样一个处境,就是我在公安局和县医院里碰到的那种尴尬。虽然谁都知道人命关天,生命是重要的,谁都知道,大批大批的自杀者哪怕不直接威胁到安定团结,也仍然是非常可怕的现象,但是,就是没有哪个机构来管这样的事。我经常听到警察们谈到某个自杀者的时候,感慨叹息;他们明明知道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却无法为死者伸张正义,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属于法律处理的范围。我也知道,急诊室里的医生们对喝药的病人究竟为什么自杀,往往是知道十之八九的。他们同样会唏嘘慨叹,但是丝毫帮不上忙。警察和医生,大多是有同情心的人,他们的无能为力不是出于他们的冷漠,而是出于制度的冷漠。

这种制度的冷漠,确实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创造了相当大的空间;但是,难道一个负责任的现代政治,就是要把人们抛入这无边无际的自由空间中,去任他们自生自灭吗?如果是这样,温情脉脉的家庭也会慢慢变成残酷的战场。

不能重新为生民立命,就根本无法谈到为万世开太平。如果不能为人们找到一条不但自由,而且淳厚;不但高贵,而且快乐地过日子的道路,我们哪怕不会堕落成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也会变成一个冷酷的国度。关心人心的政治,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无论如何要完成的任务。


如此重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不是靠这样一篇小文章就能轻易理清的,也不是仅仅靠自杀这一个问题就能讲透彻的。只有更深入地研究中西两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想法。但我们大致还是能看到,这里的关键是,我们自身的善恶之争,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处境下展开和凸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结构,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和他们并不完全一样。而这种不同,虽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却也未尝不会带来更大的机遇。

中国人没有“赤裸生命”中的善恶之争;中国的人性中的善恶冲突,在于命运在过日子的过程中逐渐展开时的各种可能性。同样,即使到了现代,中国人也没有把至善交给一个上帝,更没有经历因上帝距离人间越来越远而导致的空虚和焦虑。无论是个体人格与过日子之间的张力,还是家庭之中爱与怨的纠葛,根本上还在于人生的中道的内在张力。

过日子的至善境界一下子变得很遥远,并不是因为我们把至善交给了上帝,而是因为,我们不再满足于过被人强迫的生活。现在的中国人认为,获得独立人格和基本的自由,乃是把日子过好的一个应有之义。如果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尊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哪怕是得到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也不再算是什么幸福的日子了。现代生活,要求每个个体去独立地寻找中道,而不再有那么一个现成的过法。现代的日子之所以这么难过,就是因为这日子变得更加细腻和微妙,需要每个人在更加变幻不定的命运中,捕捉每一个美好的瞬间,绕过每一个细小的诱惑和陷阱,一点一点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德性;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过。

其实,哪怕是在制度森严的古代家庭里面,幸福的日子也从来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中国人一直都懂得,礼乐教化只不过能帮助人们理解过日子的道理,用一些规矩来对人们循循善诱,使人们学会发乎情,止乎礼,但并不能取代过日子本身。荣国府里最打动人心的,并不是严格的制度和繁琐的礼数,而是每个个体的命运,在一个一个故事里的逐渐展开和塑造。

因此,家庭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人们过日子的纲常被瓦解了,人们必须直接面对“过日子”本身,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优势和依托,而要自己学会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过日子的“理”。就像任何现代国家中所发生的一样,更大的自由,也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无助;更广阔的空间,往往会使人更加手足无措。道路没有了清晰的界标,是因为相信每个人都可能凭着自己的力量走上正路,而并不意味着怎么走都是平坦无虞的;对于做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来说,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下悬崖。

所以,我们不再有法律来逼迫夫妻之间相互依赖和关爱,谁也不必担心因通奸而犯罪,因为这属于个人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人可以不再顾忌配偶是否和人通奸,而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学会爱自己的配偶,并被对方爱。同样,我们也不再硬性规定儿女必须孝顺和服从父母,因为这也是个体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虐待和不赡养老人的儿女,再也不会得到忤逆的罪名;但这也不意味着,现代的老人被虐待时就会感到幸福,而是让人们自己学会,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真正的天伦之乐。

被解放了的家庭,虽然没有那么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压力了,其中的关系却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我们不能天真地认为,没有了纲常和等级,中国就不再有人际关系和家庭政治。任何一对关系,似乎都不能简单诉诸伦理的要求就能调节好,而都成了要花一番心思才能处理的“家庭政治”。妇女那么爱自杀,当然不是因为妇女地位太高了,也不是因为妇女天生小心眼和爱赌气,往往是因为妇女总是处在更复杂、更难以处理的关系之中。我同样听到很多人慨叹,在婆媳关系当中,处境最困难的,既不是婆婆,也不是儿媳妇,而是处在中间位置的儿子和丈夫。正是因为这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爱和怨会更复杂地相伏相倚,才使中国人陷入了中国特色的善恶之争中。

面对“人们的气性越来越大”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无法诉诸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把人心的政治附加给警察和医生。毕竟,懂得骨气和尊严的人,是获得解放和苏醒了的人。五四以来的家庭革命不仅不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现代人有尊严的生活的首要条件。

我们上面说过,这样一个人心大解放的局面,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人们过日子的“天理”,而只是逼着每个人直接面对生活事实,学会自己依靠良知、运用天理。而国家或知识分子所要做的,是如何帮助人们逐渐接近这些道理。干预和预防自杀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空间。

面对中国这么高的自杀率,虽然很多学者和媒体竞相报道,但是真正认真干预和处理这件事的机构却非常少,因为这实在是一个无从下手的工作。北京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农家女”早在一九九六年就敏锐地感觉到,自杀是农村妇女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于是,《农家女》杂志的主编谢丽华在杂志上开办了“她们为什么走上了轻生之路”的专栏,关注自杀问题。到二○○二年,“农家女”开始在河北正定做自杀干预与预防的工作。

主持自杀干预的项目官员许容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里面的困难。如果刻意劝解农民不要自杀,不仅很难真正做到,而且未必会有效果;更何况,在没有发生自杀之前,谁能知道应该对哪个人做工作呢?这个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组织,本来要从妇女身上入手;但是逐渐发现,如果片面地帮助妇女反抗她们的丈夫,那只会使家庭矛盾更加尖锐,结果适得其反。哪怕谁家的自杀真的是因为丈夫压迫妻子,也不能靠帮助妇女反抗丈夫来解决。至于因为父母不公和婆媳不和而导致的矛盾,更是不能过于较真,从帮助受害者争取权利的角度入手。而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过于执著甚至歇斯底里的妇女,更不能让“农家女”这个外援成为她们的政治资本。“农家女”不能把自己卷入任何地方政治和家庭政治中,以致无法脱身;但是要真正起到作用,又不可能不深入到各个具体的政治结构当中。

在干预工作的初期,“农家女”根本就不敢宣称自己是针对自杀的,而是从各个方面来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质量。它帮助农村妇女寻找致富门路,捐赠书籍,帮助农村成立小型图书馆,在各村发展文艺活动,并把相关的内容渗透到书籍和文艺活动当中,然后从各地延请专家学者,为农民上课,既讲解各种具体的健康知识和农业技术,也帮助她们处理心理问题和社会关系。同时,“农家女”在北京总部举办了四期培训班,把各地的活动骨干和有自杀经历的妇女请到北京,为她们开课培训。几年下来,在开展项目的三个县六个村,都没有发生自杀的事情。虽然这里不无偶然,但项目开展后农民精神状况得到的改变,是任何到过这几个村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今年春节,许容接到的第一个拜年电话,就是一个曾自杀未遂的妇女打来的。她说,多亏“农家女”的活动使她开了窍,这是她结婚以来第一个不在吵架声中度过的春节。

虽然“农家女”的工作能有多大代表性还很难讲,但它至少告诉我们,通过教育,使人们逐渐学会过日子的道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这样做的效果,绝不仅仅是降低自杀率而已。教育(或者说“教化”),或许是在礼法政治退出私人空间之后,仍然可能触及到中国人的心性的惟一政治形态。

但是这个“天理”究竟是什么,却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原则上,它一定和古典儒家的“天理”观念有着血脉的关联,并且一定要铆在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心性命运之中;另外,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它不仅应该吸纳雅典和耶路撒冷对心性问题的思考,而且必须能够包容“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面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对自杀的理解,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而“农家女”的经验,也不过为我们找到了一些灵感而已。要从根本上理解这些,目前的一切都还远远不够。

“为生民立命”的事业,就是要帮助每个个体找到自由过日子的道路,要最大程度地保证每个个体的自由,同时又使更多的心灵能变得幸福。个体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空间,也不可能获得心灵的幸福;但如果没有心灵的幸福,这样的自由往往显得过于寒冷。对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不仅会使我们逐渐走出现在的尴尬境地,而且必将帮助整个现代世界重新理解自杀现象,理解善与恶的吊诡。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自杀问题所激发我们的,并不仅仅是降低自杀率,而是通过重新理解人心,再重新构造中国的政治观念,因为,在过日子追求幸福的人们,肯定不会痛快地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利维坦。

子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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