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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12
尴尬的位置:“中国儒学文化”开讲辞[元宵紀念]
TAG:儒学 讲稿 柯小刚

尴尬的位置:“中国儒学文化”开讲辞

 柯小刚 

来源:经典书写首发

 (2005年2月23日下午,同济大学北楼217,为非哲学文史专业类本科生讲授)

今天正好是元宵节。然而,这个节日正如我们将要共同学习的“中国儒学文化”一样,已然丧失了它的时间的节律。它已经“走了音”了,它已经被现代-世界——现代的世界和世界性的现代的时间-空间一体化进程——的时钟和日历的节奏所驱逐在外了。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这个节日,而这个节日也不再属于我们。依循数千年轮回往复的时间节律,今天,这个节日,这个无辜的、一如它来时那样快乐着的、对今日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的节日,重新来到了今天,来到了我们周围,来到了这个对它来说早已经不合时宜的时间和地点。

因而,在这个春天即将来临的教室里,当我在黑板上写下“中国儒学文化”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到的却是尴尬。这种尴尬也许将不得不伴随我们整个学期的每一堂课。

这对你们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你们原本打算在“必修课”的“课余时间”来听一点“中国儒学文化”,以便学到一点“人生的智慧”或者“怡情养性的清谈”,然而你们的老师一上台却说他感觉到“尴尬”。

然而,另一方面,事情也许是:只有感入这种尴尬的基本情绪,或者说被这种尴尬的情绪所笼罩,我们方才能够让自己出离当下所处的位置,或者说为远方的位置所召唤,从而与那种已然出位的乐音取得一种隐秘的谐振。因为尴尬正是那种“不属于此时此地”的感觉。

也许只有从这种尴尬的基本情绪而来观照这门课,我们才能够找到这门课的位置。“中国——儒学——文化”,这门课的名字中的每一个词都在明确地透露着它所从来的历史。

首先,“中国”,这是一个仅仅在现代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才形成的地理方位概念。虽然早在麦哲伦和哥伦布的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就曾经来到过这片富庶土地,但是它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方位概念,在本质上却仍然是隶属于“地理大发现”这场改变世界的现代性事件之中的一个结果。现代汉语的“中国”这个词的诞生本身就被迫带上了殖民地的色彩和“贫穷、落后、野蛮”的意思。因此,如果不从根本上来重新定义“中国”这个词的意思——而这也就是意味着改变“中国”的位置——,那么,无论我们向世界展示我们已经变得多么富足和强大,我们将仍然是“野蛮”的。尤其是当这个民族的普遍观念已经从心底认定自己的固有文化本来就是野蛮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将一直“野蛮”下去。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就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来的、然而又是自我认定的“野蛮”之中。然而,这种文化究竟是否野蛮,我们在这堂课的学习之中自能体会。至少,对于你们来说,首先修习和濡染一点基本的古典知识,才能够拥有一个起码的借以评判好坏的前提,否则,无论褒贬都不过是道听途说的意见而已。

其次,“儒学”。“儒”何时成为了、而且仅仅成为了一种“学”?这是一个值得在座的所有同学首先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对于你们中的很多人来说,也许“问得比较奇怪”,因为你们学了很多“学”,诸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材料科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当你们漫不经心地选择了一门叫做“儒学”的“非专业选修课”的时候,这个“学”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是的,在现代科学体系中,这门叫做“儒学”的“学”确实没什么不同一般的地方:它不过是各种不同“学”中的一种而已。数学教授关于数量关系的学问,儒学教授关于“儒”的学问。如果说还有一点不同之处的话,那么,那便是它的尴尬:它似乎是灰溜溜地侧身于“崇高的科学殿堂”,随时面临着科学资格审查的危机。事实上,从现代中国人的“整理国故”而始的“儒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这种尴尬。“儒学”的尴尬乃是“儒”在现代这一时间处境中的尴尬。然而,早在那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儒学”诞生之前,“儒”以及儒的“学”就早已经在汉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底。在我们的这门叫做“儒学”的课上,我们要做的事情将恰恰是穿越“儒学”的障碍,尝试浸润到“儒”和“学”的深厚根底里面去。

第三个词:“文化”。儒学何时成了一种“文化”?与“中国”和“儒学”这两个词一样,这个词同样要接受谱系学的质疑。当我们决定来上一门以“某某文化”为名的选修课的时候,在我们的想象里有一种什么样的预期呢?我们会有“茶文化”、“丝绸文化”或“中国民居文化”之类的课,但似乎不太可能有“当代中国大学生活文化”一类的课。这是因为“当代中国大学生活”对于你们来说还不是一个供你打量的对象性专题,而是你们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本身。它诚然也可以在某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记者”的眼中成为某种“文化”:某种可供研究和采写的对象、主题,但是对于你们自己来说却只是不自觉的生活本身。这情形就犹如我们脚下的木地板:我们踩在上面,然而我们浑然不觉,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上,它是我们生活本身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如果百年之后这种地板“过时了”,成了一种文物,被供在博物馆里展示,那么将来的博物馆观众所看到的就会是一种类似于“同济大学教室木地板文化”之类的东西。而这正是发生在“儒学文化”上面的事情。

然而,事情比这还要糟糕得多。像上面所说的事情,不但发生在“古老的中国”,而且普遍地发生在欧洲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曾经有过古老文化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人们都在纷纷把他们的民族曾经有过的生活变成一种“文化”来保存、研究和观赏。而在中国,在现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所遭受改变不但有来自历史时间的变迁,还有来自地理空间的扭曲:

一、由于丧失了汉语的源初经验,它变得只不过是西文的culture一词的翻译或附属性的对应物;二、由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主要是急功近利、不彻本源的,所以,它只不过是对culture的矮化的翻译和抽象贫乏的辞典式对应。但是,事实上,无论在汉语本有的“文化”一词中,还是在原本的西文culture中,都有着某种非对象性、非现成的源初经验在其中构成着最基本的含义。但是,这些难以把捉的源初经验都在这个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的“文化”中销声匿迹了。

这是“文化”在现代汉语中的双重尴尬处境。这种双重尴尬之本质乃是中西文化经验之本源的双重脱落。这种双重的尴尬和脱落是殖民地文化的典型特征。(中国仍然是殖民地!这个消息可曾由你们的中学历史老师在课堂上传达过?)在这种双重地脱离了本源的殖民地语言中,我们很难期望活生生的原本意义上的诗歌的创造和思想的创造。

所以,对于我们这门课来说,一个主要的困难便在于:如何在人们已经把那些仍然充满着巨大的自我更新力量——而这正是生命的本质——的东西不由分说地强塞进了博物馆橱窗(这还算好的!)的时代,却尝试从那种参观博物馆的现代观众的顽固的傲慢心态中解放出来,生动而切近地走入那种据信是已经过时了的“中国儒学文化”中去。诚能如此,那么在我们这学期的“儒家文化”修习中,无论“中国”、“儒学”还是“文化”,或许就都能够回复到它们源初的经验之中去,找回它们原本的位置。



发表于18:07:37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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