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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8
《六韬》成书年代考辨/李竞恒
TAG:李竞恒 尔雅门 六韬

《六韬》成书年代考辨——兼与刘建国先生商讨 
 
李竞恒
 
[摘要]本文不同意《六韬》成书于西周之说,同样也不赞同认为该书是伪书的观点。在文本传承的历时性过程中,《六韬》的内容有较大变化。其中大量讨论军事作战谋略的内容是汉代以降才形成的。而现传世本中的政治谋略部份与后来的一些佚篇则形成于战国早期,是《六韬》的原始型态。
关键词:《六韬》、军事内容、政治内容、源流演变


                                                                 一
      刘建国先生在《先秦伪书辨正》中提到了古兵书《六韬》的成书时代考定,认为《六韬》并非伪书,乃是太公吕望所撰写的一部兵书⑴。
     作者认为,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怀疑太公时代有大量骑兵用于作战的质问是
错误的。并认为三代时期华夏族就拥有了骑兵作战的技术,理由例如下: a.6000年前内蒙地
区岩画中有骑马射箭的图像,而且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有骑兵,所以三代的中原社会就应
该有骑兵作战。b.因为战国时赵国有骑兵作战的确证材料,所以三代时就一定有骑兵作战。
c.公元前6世纪的古罗马有骑兵队,所以中国也就一定有骑兵作战⑵。基于以上推论,刘建国
先生认为可以证明《六韬》中大量存在的讨论骑兵作战的内容是支持西周成书说的一个证据。

刘先生又认为,周代社会已经普遍使用铁,所以《六韬》中大量提及各种铁制兵器是可以理解的,正说明了该书的成书时代有了大量的铁器推广与军事应用⑶。

关于刘先生的论证及观点,笔者不能同意,这里试作商讨。首先,关于内蒙古地区岩画上的骑射图像与春秋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传统本身不能构成上古三代有骑兵的证据,因为十五英寸等雨线(15—inch isohyet line)将游牧与农业分属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这是一个常识。甚至华夏族的骑射传统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与北方民族长期的冲突中习得的。

迄今为止最早能证明有骑马史实的考古材料出现在商代。一件是一马一人及一犬携一套兵器合葬一墓的例子,另外便是用骑手“三十马”去追捕逃亡羌人的卜辞⑷。这种偶然、零星、散见的早期骑马证据也可见于西方的前骑兵时代中。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卷中,刺探
特洛伊军营的奥德修斯(Odysseus)与狄奥墨得斯(Diomedes)盗得了特洛伊人的战马,在被
发觉之前,他们迅即双双跳上马背骑马逃走⑸。荷马史诗的背景作为战车时代,这类偶然出现的骑马军事活动显然并不能证明进入了骑兵时代。同理,商代的起码材料并不能构成足以证明《六韬》中大谈骑兵与车兵混合作战各种技巧的材料来证明它成书于西周之初。

《六韬》中凡谈到骑兵,大部分都作“车骑”一词,即战车兵种与骑兵的混成作战,其中《均兵》一篇则大谈步、骑、车三种兵种的混成配合作战。这种作战模式恰恰是典型的自春秋末期才形成的作战格局,而此前的战争传统即车战。《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商的军队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诗·大雅·大明》记载伐商的牧野战场:“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商周之交时代的战争即是如此——战车部队与步卒的配合,而不存在骑兵的概念。

战国时代赵国的胡服骑射(《史记·赵世家》),本身便是由于车战传统不能解决北方骑射民族的压力而作出的革新反应,当然只能说明此前华夏族缺乏骑战技术的传统,而不能说明三代时就有了骑兵作战。

关于古罗马的骑兵可见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中的相关记载:“在罗马城三个部的最古老的传统中,拥有30个族区,300骑兵,300元老院议员,3000步卒⑹。”这表明罗马人的骑兵传统是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当然,罗马人最古老的传统并不等于华夏族最古老的传统。作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同步的,”所以推出三代一定有骑兵的逻辑实难令人信服。

综上讨论的结论是华夏族车骑混成作战只能最早追溯到春秋末期,《六韬》中大谈“车骑”,只能证明其绝非西周作品。

其次,关于《六韬》中大量出现的铁兵器记载,也只能证明该书不是西周作品。《虎韬·军用》中“以铁为首”,“铁蒺藜”,“铁螳螂”等,又有“鹰爪方胸铁杷”,“方胸两枝铁叉”等,而且动辄就是“三百枚”。呈现出一个发达的铁器时代的景象,被认为“说明冶铁工业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事实上,商周时期不仅并没有进入铁器时代,反而是铁相当珍贵,因为当时可资利用的铁只有陨铁。1931年河南浚县出土了商末周初的两件铜兵器,其刃部用陨铁镶嵌而成,一件为铁刃铜钺,一件为铁援铜戈。1972年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由陨铁制造的青铜铁刃钺⑺。由于铁在商周时代十分稀有珍贵,所以只偶尔用来制作兵器的刃部。如《六韬》今本中记载大量的铁兵器是不可想象的。

况且,秦陵一号兵马俑坑的出土兵器证据也可说明问题。其中东端5个探方共出土青铜兵
器剑、铍、戟、戈、矛、金钩、弩机等486件。而铁兵器仅为1件铁矛、1枚铁镞和两件铁鋋铜
镞⑻。这说明甚至到了秦代,青铜兵器都还作为兵器的主流,铁兵器也并不多。所以以西周
既已具有大量铁制武器的想象不能证明《六韬》是西周时代的作品。而今本《六韬》中大谈
铁兵器的这一部分当形成于秦代之后。

在做了以上分析后,笔者更加赞同李零先生的观点:“有人说西周就有兵书,这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根据推论,说凡有战争就有兵书,那兵书的出现肯定要比西周早;而反过来,如果凭事实说话,我们不能不说,所有已知的兵书,她们全都没有这么早。比如
《六韬》,它虽然是以吕尚和文王、武王问对的形式写成,但绝不可能是吕尚所撰,因而也不可能是西周的古书⑼。”倘若无条件地信古,只因《六韬》中有太公问答就以之为西周太公书,那么《汉书·艺文志》中大量的黄帝书及马王堆汉墓中的黄帝《十大经》等岂不是将被
视为黄帝的作品了?唯一可确证的是,到《隋书·经籍志》中才出现撰者为吕尚之名。

 



《六韬》的《龙韬·五音》中有明确的五行思想:“五行之神,道之常也”,“五行之道,天地自然”,“此五行之符”等。关于五行思想的早期源头,可以参考郭店楚简《五行》篇。丁四新先生认为这篇思想是子思或与子思同时代某位大儒的作品,即战国前期⑽。因此,《五音》篇的前限只益上推到战国早期。

 

       定州中山怀王墓汉简《六韬》的出土为整理出该书中各种古代知识的谱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根据整理者对竹简的整理,发现“现整理出的竹简内容均是讲政治谋略的,而不讲兵法,传世本中专论兵法的各章则不见于简本⑿。”在此基础之上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是否能明确证明西汉时代的《六韬》内容只有传世本中讨论政治谋略的部份而无讲解兵法的诸篇。如果是这样,刘建国先生用以论说《六韬》成书于西周的两个讨论军事领域内的材料基础本身在汉代都还不存在。二是,倘若是这样,那么《六韬》的古书知识源流究竟会是怎样的?

       显然,今本中的诸篇讲述军事内容的文章是在西汉以后出现的。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其中一些内容成为佚篇,例如银雀山汉简中的《葆啟》,而且这一过程反映出来的是政治谋略、谈论内容的逐渐减少与军事内容的渐次增长。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知识生产与消亡的历时性过程可能构成这样一种谱系,即葛兆光先生形容的“加法”与“减法”问题⒁。一些古代知识在历史过程中渐次消亡,而另一些则被有意或无意地生产出来,逐渐形成了现今的历史文化格局,成为一种当下性的“常识”。
      《六韬》一书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在讨论古书是否为伪书之时,最关键的部份在于复原出其中最可能接近于该书原始面貌的一组知识系统,然后讨论这组知识在知识谱系中的位置。正如《六韬》的原始文本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战国前期,因此它便不是伪书。但这个原始文本显然不能视同于今传世文本。这其间《六韬》面貌的巨大变化很好地反映了知识考古学中的一些问题。
                            结    论
   从今本《六韬》中透露的信息显示,其中的一些内容不但不能被证明形成于西周时期,反而只能被视为是战国,甚至汉代以后的内容。战国时已有《六韬》无容质疑,但这部古书的原始面貌却并非是兵书,而是一部政治与谋略类的太公书,而这类书曾流行于战国时期。两部西汉的《六韬》竹简本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即内容来自战国,但不是兵书。从《虎韬·军用》中反映的铁制装备及其名称来看,一些军事类的内容可能出现得相当晚。因此,可以将今本《六韬》中讨论军事内容的文章视为一个从西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单元,其中一些知识的生产
距离也有较长的时间跨度。
 

李竞恒于四川师范大学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注    释

⑴⑵《先秦伪书辨正》,刘建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P78.

⑶《先秦伪书辨正》,刘建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P79.

⑷杨升南《略论商代的军队》,自《甲骨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P378——P379.

⑸《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罗念生  王焕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P233.

⑹《罗马史》第一卷,[德]特奥多尔·蒙森,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P62.

⑺《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载《文物》1974年8期;另,西周军事
贵族的装备都是青铜制品,参见《西周史》,许倬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P87.

⑻《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始皇陵兵
马俑坑考古发掘队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P249.

⑼《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李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P377——P378.

⑽《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丁四新,东方出版社,2000年,P163.

⑾《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李零,中华书局,1985年,P69.上博简《荣成氏》引文自 陈丽桂《谈<荣成氏>的列简错置问题》,自《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P337;徐复观先生认为该《五音》篇代表了战国末期方士之遗说。见《两汉思想史》第三卷,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P223.

⑿《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的整理及其意义》,载《文物》2001年5期.

⒀参见《银雀山汉简释文》,吴九龙释,文物出版社,1985年,P239——P240.

⒁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载《读书》200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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