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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08
人的境况第二版导言/Canovan文 陈高华译
TAG:阿伦特 东林门 一生归宁 政治哲学


人的境况第二版导言

Margaret Canovan/文  陈高华/译

 

随着人的创造,开端原则进入了世界……。正是在开端的性质中,无法预料的新事物开始了。

 

I

汉娜·阿伦特是卓越的开端理论家。她的所有著作都是意想不到的故事(无论是对极权主义的异常恐怖的关注,还是对革命的新发端的聚焦),她的思考中弥漫着对开创新事物的人类能力的反思。当1958年她出版《人的境况》一书时,她自己就把意想不到的事物带进了这个世界,四十年之后,这一著作的原创性依然像当初一样让人注目。无法归类,没有成功的效仿者,此一著作的风格和形式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异质性。阿伦特从未想过聚集门徒,建立思想学派,尽管如此,她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者,打开了她的读者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眼睛。通过新的区分,通常是三分法,因为传统的二分法限制了她的思想想象力,她常常对一直以来被忽视的经验角落给出新颖的解释。《人的境况》一书就是由这样的区分法织就的:劳动、制作与行动;权力、暴力与力量;地球与世界;财产与财富;等等,所有这些区分常常都是通过语源学的探究来确立。但是,这些区分是与一种挑战同时代人的真实性的、具有较大争议的方式相关。因为(这肯定是这一著作最为意想不到的特征)她在古希腊找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由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思考和行为方式。确实,我们可以从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那些人的经验中习得宝贵的教训,这一沉着的假设本身就挑战了现代人的进步信念。许多读者由于《人的境况》一书不断地援引古希腊人,平添了诸多迷惑,最终很难理解这本著作到底在讲什么。这本著作的写作漫长而复杂,没有预先确立的模式,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而且缺乏一个清晰可辨的论证结构。因此,导言最需要阐明的问题就是,阿伦特到底在说什么。

这一著作的困难及其持久魅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她同时论及了诸多问题。书中诸多交织在一起的思想链条,初读是不可能理解的,甚至再次的阅读也总会令人惊讶。但是,有一件事情她显然没有做,那就是按照传统的理解来写作政治哲学:即提供有哲学论证支撑的政治处方。习惯于流派的读者们试图在《人的境况》中寻找类似之物,常常他们强调阿伦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阐释。由于这一著作伴有对现代社会的批评,人们很易于认为她试图引入一个政治行动的乌托邦,一个新雅典。这可以说是无稽之谈。阿伦特当然倾向于参与式民主,而且是从美国人反对越战的示威到1956年短命的匈牙利革命期间基层公民“委员会”的形成这些公民活动的爆发的热情观察者。我们要记住,行动能力甚至再不太可靠的环境中也会呈现,这也是她的目的之一。但是,对于人们说她是一个为将来提供蓝图或告诉人们如何做的政治思想家,她特别加以否认。她批判“政治哲学家”这一称号,认为自柏拉图以来所有的政治哲学家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政治的基本境况:那就是在复多的人们之间进行,其中每个人都能够行动和开创新事物。从这样的交互行动中出现的结果,偶然且不可预料,“实际政治的问题,服从于多数人的一致;它们从来就不在于某个人的理论思考或意见”。

因此,不仅政治哲学,而且,大多数表面上谈及政治的著作根本上就与政治无关。对于劳动和工作的详细分析,对于现代科学和经济增长的意义的分析,这些关注的是政治的背景,而不是政治本身。甚至关于行动的讨论也只是部分地与具体的政治行为相关。《人的境况》出版后不久,阿伦特自己称这一著作是她所计划撰写(但从未完成)的一部更为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的“绪论”。她解释说,由于“行动是主要的政治活动”,因此有必要首先进行一个初步澄清工作,“从概念上把行动与其它易于混淆的人类活动区分开来,比如劳动和制作”。[1]确实,这一著作最为明显的组织原则就是对于人的境况的三种基本活动的现象学分析:劳动,对应于作为动物的人的生物生命;制作,对应于人在地球上建立的人造世界;行动对应作为独特的个体的我们的复多性。阿伦特认为,这些特性(以及内在于它们之中的活动层级)一直以来为哲学和宗教优先的思想传统所忽视。然而,这一著作还有比现象学分析更多的东西,甚至也不止于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误解人类活动的批判。因为那些关注限于她对当代事件的回应。当她在序言中说她打算“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时,她也清楚地表明她不仅仅是要对人类活动进行一个一般分析,而是“从我们最新的经验和最近的恐惧这一有利条件出发来重思人的境况”。那什么是阿伦特所说的经验和恐惧?

 

II

序言以反思显示了人的开创新局能力的一个事件开始: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阿伦特把它描述为一个“事件,其重要性甚至不下于原子裂变”。像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一样,这一事件发生时她正在撰写这部著作,这一意想不到的事件使得她重新安排她的想法,但是,同时对于一些观察的辨明已然形成。由于注意到人类力量这一令人惊异的确证涉入到方方面面,却不是带着骄傲和敬畏,而是一种人类可以逃离地球的信号,她评论说,这一“对人所被给定的生存的反叛”一直在进行。通过从地球逃入到天空,通过所谓的核技术事业,人类成功地挑战了自然的限度,提出了由现代科学的难以公开讨论所造成的更加艰巨的政治问题。

阿伦特的序言从这一主题转到“另一个并不更少威胁性的事件”,后者乍一看来非常不相关:自动化的出现。在使我们从劳动的重负中解放出来的同时,自动化正造成一个“劳动者社会”的失业,在那里所有的职业都被认为是谋生。综观全书,它由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所形构,其中两个显然不相关的主题之间的辩证对比逐渐形成。一方面,太空时代的来临表明人类表面上超越了自然。作为现代科学的“地球疏离”的结果,人的开始新事物的能力使得所有的自然限制成了问题,使得未来令人担忧地敞开着。另一方面,阿伦特在发展中上溯到现代的“世界疏离”,日益充满效率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自动化社会,怂恿我们把自己简单地看作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物种,并按此行为。

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能力和责任的人类动物,是不适于掌管威胁地球的力量的。这一结合回应了阿伦特较早时期对于极权主义的分析,即由两个悖谬的信念结合而推动的虚无主义进程:一方面相信“一切皆可能”,另一方面认为人类不过是受自然或历史规律支配的动物种类,在服务于这一规律的过程中,个体可有可无。这样的回应并不奇怪,因为《人的境况》与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两者都包括了一个对于当代人类困境的独创的、引人注意的诊断。

这一著作由阿伦特1956年4月在芝加哥大学所作的瓦尔格伦基金讲座发展而形成,而这些讲座则是一个更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极权主义因素”的研究计划的产物。阿伦特在完成《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后就开始了这一研究计划,此书包括了大量关于纳粹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先驱的内容,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的屠杀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资料。她的新计划就是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何种特征促成了这一灾难。结果,她获得了马克思的书中从未写出但涉及到的丰富多样的思想要素,其中许多思想线索被她放进了《人的境况》一书,由此她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不幸的是根据她所称之为的制作和劳动这样的人类活动混合来理解政治行动,从而误解了政治行动。

在阿伦特看来,把政治行动理解为制造事物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制造——她称之为制作活动——是工匠迫使原材料符合他的模型做某物。在这一过程中,原材料是无声的,人不能为了创造一个新社会或制作历史而成为原材料。[2]说“人”制造自己的历史,这令人误解,因为(如阿伦特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不存在这样的人:“是人们,而不是人,生活在地球上而居于世间”。把政治当成制造,这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多性,实践上强制了个体。然而,阿伦特发现,马克思是从西方政治思想的伟大传统中继承了这一对政治的独特误解。自从柏拉图背叛雅典的民主政治,提出他的理想城邦计划以来,政治哲学家们在就政治而写作时一直系统性地忽视了人类最为显著的政治特征——即他们是复多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新的观念和开始新的行动,并且不适合于一个整齐的、可预测的模型,除非粉碎他们的这些政治能力。因此,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揭示和恢复这些受到忽视的人的能力,挑战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但是,对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是这本著作源自她关于马克思的思考的唯一重大主题。因此,尽管马克思谈论制造,用的是技术术语,但是,阿伦特认为,他实际上是根据更接近于动物生命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劳动——来理解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图景看作一个可预测的过程,这讲述的不是独特的、必死的个体的经历,而是一个物种的集体生命过程的经历。在阿伦特看来,尽管他完全错误地假定这一过程经由革命将通向“自由王国”,她还是被他为了生产和消费,并由此不断地向前推进,从而把个体性淹没在人类的集体生命的描绘所震惊。她发现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表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经济关注支配了政治和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另一个被织进阿伦特对于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中去的重大主题,是她对“劳动者社会”兴起的阐释。

“社会性”这一主题仍然是这一著作最令人困惑和引起争议的主题之一。许多读者对阿伦特贬损性地提及社会关注颇为不满,而且设想阿伦特通过批判现代社会的习俗唯物主义,是想推崇一种英雄主义行动的生活。但是,这种解读忽视了这一著作的复杂性,因为它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关注的就是行动的危险,这种行动开启了不受行动者控制的新进程,其中包括产生现代社会的这一进程。在她对人的境况的分析的中心,是建立在地球上保护我们免于为自然进程所吞噬,并为我们这些有死的生命提供一个稳定居所的可持续的人类世界的至关重要性。就像把人们围绕着的圆桌一样,世界“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又分开着我们”。只有与其他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享有一个共同世界的经验,才能使我们看到周围的实在,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常识(共通感)。如果没有这一常识,我们每个人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其中只有我们的感觉、需要和欲望是现实的。

许多世纪以来,人类世界的主要危险是毁灭了所有稳定性并使一切运动起来的经济现代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认为,这一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与他不同,阿伦特认为,这是偶然的人类行动的意外结果,主要是宗教改革时期大量征收教会和农民财产的结果。因为财产(代代相传地拥有土地的权利)一直以来是文明世界的主要堡垒,它给了所有者维持其稳定性的利益。十六世纪征收所发动巨变有两方面。一方面,在这个世界具有稳定性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劳动者,被完全投入到满足身体需要的斗争中。另一方面,稳定的财产被转化为流动的财富——资本,马克思极好地描述了这种动产。人们不再居于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对象世界,他们发现自己被卷入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加速过程。

同时,阿伦特也在反思自动化的蕴涵,这一生产和消费过程远远超出了自然需要的满足;事实上,这些活动,方法,以及涉及的消费商品,都是非常人工化的。但是,她指出,这种现代的人工性完全不同于早期文明中存在的稳定的世间技能。物体,家具,房屋自身都成了消费品,同时,自动化过程采取的是一种准自然的节奏,人们必须调整自身以适应。她说,就“好像我们被迫打开保护这个世界和人的技能免受自然和生物过程侵蚀的界限,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生活过程的自然循环过程,总是威胁着人类世界的稳定,又终止这一威胁。”在《人的境况》的别处,她描述了一种“自然的非自然增长”或“生命过程的解放”的发生,因为现代化格外善于促进生产、消费和再生产,因此产生了一个比之前都更大的、得到巨大膨胀的生产和消费人群。她认为,由于经济关注成了公共关注和公共政策的中心(不再像在之前的所有文明中那样隐藏在家庭的私域),代价就是世界的毁坏,人类日益根据他们的消费欲望来构想自身。

然而,她的论点的蕴意不是说,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从劳动中挣脱出来投入行动。因为,现代的劳动霸权并不意味着人类停止了行动,停止了开创新事物、开创新过程——惟有科学和技术成了“向自然行动”的舞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自身当作动物种类的同时,他们超越限制的能力通过科学发明得到引人注目地揭示。与劳动者所遭受的“世界疏离”对应的是科学家所经历的“地球疏离”。尽管阿基米德在很久以前说,给他一个支点就能翘起地球,阿伦特认为,人们(从伽利略时代到当代的太空工程师和核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从宇宙的角度观看地球的方式,并且(利用人类开创新居的特权)挑战自然的限制到了威胁到生命自身的程度。根据她对这一当代困境的诊断,普罗米修斯的力量——释放不可预测其结果的过程——在一个生命社会中已经被吸收进消费,以至于没有对人类世界承担任何责任,或者无法理解他们的政治能力。她在序言中评述说,“无思想/漫不经心”(与共同世界的丧失相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她自己思考的对象必定能鼓励他人的思想。

 

III

就阿伦特想要激起思想和讨论而言,她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就像她的许多著作一样,《人的境况》自出版以来就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实际上,极少其它的现代政治理论著作能有这样一种混杂的效应,一些人誉之为天才之作,另一些人斥之为不值一谈。许多学院派人士反对这一著作的异端风格和方式。阿伦特不在意这些主流的争论,她进行自己的分析时并没有定义她的术语,也没有涉及传统的论点。同时,围绕这一著作也产生了狂暴的政治争议。她对劳动动物的论述,以及她对与社会关注的分析,使得她在许多左派那里不受欢迎,但是她关于行动的阐释给其他激进主义者带来了福音和勇气,包括公民权运动中和铁幕运动后面的一些人。19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人的境况》被尊为参与式民主的教科书,而与那一运动的联合反过来疏远了它的批评者。

近年来,随着阿伦特的思想引起了更多的注意(部分是由于她自己并不喜欢的一些原因,比如对她的性别、种族以及她与海德格尔的恋爱关系的兴趣),这一著作的重要性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但是它的意义依然充满争议。书中线索的复杂性使得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读。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现象学家,哈贝马斯主义者,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的人,在它丰富的多样思想线索中找到灵感,而出版后的四十年还不足以给出一个最终意义的评断。如果我们要从这一复杂的著作中抽取一个中心主题,那么这一主题就是它所提示的政治的至关重要性,以及恰切地理解我们的政治能力及其提供的危险和机会。

阿伦特对人的境况的阐释,提醒我们人是在开始新事物和发动事件链意义上行动的生命。这是我们继续的前提,不管我们是否理解其蕴意,结果,人类世界和地球本身都被我们自我造成灾难所损毁。看看她所谓的“现代”(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她诊断出一个悖谬的情形,人类行动发动了一个激进的经济过程,同时那些人日益认为自己是社会经济力量大潮中的绝望的废物。她相信,这两个趋势与一种新的对经济活动的公共关注连接在一起,后者传统上被认为是家庭领域的私人问题。然而,在她的序言中,她评述说,她写的这一“现代”本身已经过去了,因为核技术的出现开始了一个“新的、未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与他们的居住地之间有一个漫长的相互作用。如果她活到今天,她可能会指向一个关于权力和绝望这些熟悉的主题的新变化,再次与至今依然隐蔽在私域的自然功能在公共领域出出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基因工程(它的力量所发动的新进程足以炸碎一些自然限制)的出现显著地证实了人的超越,以及她所谓的“对给定的人的生存的反叛”。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动物的自我理解已经深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在生产上,也表现在生殖上。性的问题,近来也被允许出现在公共舞台,似乎迅速地把其它话题赶出了公共话语,同时,新达尔文主义的科学家鼓励我们相信,基因决定了与我们相关的一切。

由于权力与责任之间的鸿沟比以前愈加宽广,她对人的行动能力的提醒,以及她 “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的尝试,尤为适时。然而,我们需要仔细聆听她所说的,因为我们容易把她的想法误解为唤醒麻木中的人性,控制事件,并有意识地制造我们的未来。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想法的问题在于,没有哪种“人性”能够以这种方式担负起责任。人是复多的、有死的存在,正是人的境况这些特征给予了政治不可思议的开放性和令人绝望的偶然性。

《人的境况》一书中最令人振奋的是对人的出生性和开端奇迹的提示。与海德格尔强调我们的有死性形成强烈对照,阿伦特认为人类事务的信念和希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新人不断地进入这个世界,他们每一个都是独特的,每一个都有可以打断或转移之前行动发动的事件链的主动性。她说行动是“人唯一神奇地运行的能力”,指出在人类事务中,期待意想不到之事实际上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在一个停滞的或运行在不可动摇的过程之上的社会中,也无法完全禁绝新开端。自从这一著作出版以来,她关于政治的不可预测性的论断得到了显著的证实,尤其是共产主义的崩溃。1989年的革命,显然是阿伦特式的,说明了她关于权力如何能够在人们开始“一致行动”时形成,以及从显然强有力的政权那里出乎意料地消失的论述。

但是,如果她关于行动的分析是黑暗时代的福音,那它同时也带来了警告。因为行动不可思议的不可预测性的另一面是无法控制其后果。行动开启了事务,然而,一个人无法预见哪怕他自己行动的后果,更不要说在与公共领域中其他人的行动纠缠在一起时控制发生之事。因此,行动非常令人沮丧,因为它的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于行动者意向的那样。正是因为复多的行动者之间行动的这一“偶然性”,使得自柏拉图以来的政治哲学家试图用类似制作艺术品的政治模式来取代行动。追随着哲学王,他观看到了理想模型并由此把被动的国民塑造成适合它的样子,后来的一个个计划都是在阐明一个完美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符合作者的蓝图。乌托邦令人奇怪的毫无结果,源自于其中禁绝了创造性的空间,未曾给复多性留有余地。尽管阿伦特作出这一观点已经四十年了,但是,主流的政治哲学依然陷在同一个陷阱中,依然不愿认真对待行动和复多性,依然在寻求一种理论原则,由此可以理性地迫使如今依然未曾出生一代代人接受它们,因此使得实际政治舞台中容纳具有危险的偶然性显得多余。

阿伦特说,对于行动的困境存在着一些补救方案,但她强调它们的有限范围。一个就是保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永恒可能性,以此来中断显然不可动摇的无情过程,或者暴政治导向另一个方向,但这对过去无补于事,也无法保障不可预测的未来。惟有人的宽恕和承诺能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只是部分地解决。(像众多当代政体那样)对过去错误令人厌烦的复仇,只能引起进一步的复仇,面对这一问题,宽恕能够打破这一链条,近来南非种族间的和解努力是阿伦特观点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明。然而,正如她注意到的那样,无人能够宽恕自身:惟有他人不可预测的合作能够做到,而且有些邪恶是不可宽恕的。此外,这种打破由行动开始的结果链只对人的结果有效;对于开始了核反应或造成种类灭绝的“对自然行动”,宽恕则不能有任何补救。

对付复多的行动者不可预测的结果的另一个方式就是人的承诺和守信能力。诺言对自身没有任何可靠性,但当复多的人们为了未来走到一起紧密地团结起来,他们在自身之间创立的契约就给“不确定的海洋”放置了“可预测的岛屿”,创造了一种新的保证来使他们能够运用集体权力。契约,条约,以及宪法都是这种诺言;他们可以非常强大并具有可靠性,比如美国宪法,它们也可以不如白纸一张(比如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易言之,它们完全是偶然的,完全不像哲学家的想象中所达到的假定的一致性。

阿伦特对行动的颂赞人所周知,尤其是在她谈论雅典公民在公共领域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得不朽声名的段落。但是,《人的境况》同样也关注了行动的危险,关注了人的主动性所开启的无数过程如今无法控制。当然,她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绝望的动物:我们能够从事进一步的行动,采取主动中断这些过程,并试着通过达成一致使它们受到控制。但是,除了对对自然行动漫不经心所发动的过程的控制存在着物理上困难之外,她也提醒我们,注意复多性自身所造成的政治问题。大体上来说,如果我们都同意一致行动,我们就能够运用巨大的权力,但是复多的人们之间的一致很大达成,即使达成了,也无法在进一步行动者的那些具有分歧性的行动中保全。

正如我们站在新千年的开端一样,我们能够作的一个有把握的预测是,尽管已然发动的过程在继续,开放的未来将成为无数人类行动者的舞台,他们超乎了我们现在的想象。也许作出另一个预测也不是太轻率:未来的读者将会在《人的境况》中找到思想酵素和争论的范围,在这一非凡的著作中获得不同的思路和主题。那将完全适合阿伦特。正如她在生命尽头所说的那样,

 

每一次你写作并把它的内容展示在这个世界时,它就成了公开的,显然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解释它,而且就像它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此我不会与之争论。对你一直在思考的东西,你不应该试图让它停在那里。你最好试着去从他人对它的思考中学点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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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自《人的境况》出版后提交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个研究计划,大概是在1959年。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通信,国会图书馆MSS Box 20, p. 013872。

[2] 阿伦特的观点为墨索里尼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充满赞赏的评论所论证,“列宁是一位艺术家,他对人们的制作就像别人对大理石或金属的制作一样”,引自Alan Bullock in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3), page 374.

[3] 对美国基督教伦理学协会的评论,1973。国会图书馆MSS Box 70, p. 01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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