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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1
对“文学国刊”的一次政治细读/大玮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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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学国刊”的一次政治细读——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 

大玮韩
 
  《人民文学》在我国当代文学建构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是以,对它的深入研究,不但可以让我们摸清当代文学的发展脉象,还可以让我们了解文学所处的政治域场,以及在这个域场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设计和功能期望。将《人民文学》作为标本,从政治的角度进行全面地考察,是把当代中国文学置于“国家文学”的视野框架中,从而展开互动探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口。吴俊先生及其学生郭战涛所著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该书由九篇论文组成,加上自序对“国家文学”这一概念的解说总共分为十块。这十块在形式上看似独立,但在某种特定的学理诉求和编辑技巧的操纵之下,呈现出互相关联、互为指涉的整体结构。全书的整个时间跨度为1949年到1976年,即从《人民文学》创刊写到其停刊,再从停刊到复刊,这也是《人民文学》自身政治味道最浓的一段时期。

书中入选的第一篇论文是写《人民文学》创刊的,它不但介绍了《人民文学》在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架构初期时的地位,还勾勒出《人民文学》创刊初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同时还影射了《人民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在办刊起始即已潜伏下来的内在紧张。随之下一篇则将读者拉到第一次文艺整风学习运动,以详实的资料最大可能地还原了当时《人民文学》所面临的思想政治背景,以及其所被迫采取的应对举措。在“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这一章,作者展示了《人民文学》在面对权力游戏时的政治敏锐和谋略,道出了在意识形态的干预下,正是编辑部的组稿策略塑造了我们的文学景观。接着,该书还从“十七年”期间《人民文学》封面的意识形态,新农民的形象,50年代文学中的“身体叙述”等方面进行了不失深度地调研和分析,提出了许多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东西。比如在对新农民形象的研究中,作者发现在“十七年”期间,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同时承担了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双重意义”。比较有意思的是书中还有一篇对秦兆阳短篇小说《改造》的个案研究,文中分析说《改造》“表达的是一个有关‘成长’的主题”,描写了一个“胎儿化的地主”成长为人的故事;并因此认为正是取材真实,人物典型,作者的模糊态度和民间传说味道,四个因素一起决定了这个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也正因为这样,此篇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被取代的。最后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人民文学》复刊的,还有一篇写《机电局长的一天》风波始末。这两篇皆从文学角度来投射政治,写出了文革末期中国政治动向的复杂多变,以及文学生存的举步维艰。

吴俊先生在做这项工作时,采访收集了十几个相关人士的口述史料,并以原始声像的形式保存下来(还求得日记手稿一份),其中所历的艰辛自是不足为外人道的。这么繁杂的项目研究,做得这样细致,并终以文本的形式付诸于读者面前,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行将结束之际,不免还要提出两点遗憾或疑惑:一是该书有没有泛政治化的倾向?比如将组稿谋略化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不是就必然只有这样一种读解的面相呢?二是对文革后新时期的《人民文学》未做涉及。是顾虑到此时主掌过《人民文学》的人大都健在,稍有不慎会惹出麻烦;还是考虑到“国家文学”这一概念在文革后(尤其在九十年代后)的逐步淡化,《人民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微妙,更为不好把握呢?也许确如吴俊先生在书中所言:“这本小书”只是“开始的一部分。”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媒介(包括文学刊物)是脱离不开政治的,欲厘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牵系出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这种语境现实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幸乎,抑或不幸乎?决不能将这仅仅看成是个等待被回答的问题。
    希望以后有更多做这种研究的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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