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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9-29
自杀和家庭暴力的谋杀/崔海峰
TAG:崔海峰 东林门 自杀

自杀和家庭暴力的谋杀

 

 

崔海峰

 

 

 

 

 

一、导论:“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和权力世界的碰撞与错位

 

 

社会权力以某种主体形式和置入方式对人的生活世界进行介入。如果需要对这种介入本身的价值意义作出评价,那么就必须首先根本性的对权力本身的力向形态以及本质性基础作出详尽或概述性的准确和深入的描述、考察和探微。

 

现代性的权力谱系的叠层化的力向形态始终竭力与苛求的显摆:对“人道主义”基础地位的强调;对身体效应-恶性相关项的排斥与抑止;对“权力化理性”的强置;对具体化“自由”权利的追取;对群体和个人心智的规范和塑造。

 

我们在此无法对权力演变进化史作出全面的分析性描述和相关阐释。但很显然,如同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所表达的观点,始终贯穿着全部现代性权力谱系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对“人”本身给予认同和尊重;对“人”本身的态度向现代性精神的进发发生着根本性的逆转,规训术已不再重点于对肉体进行血腥与公开的摧毁。

 

因此,从对现代性权力谱系的视域轴心点的“人”本身这一启示性视角出发,引导我们认识到,一种自在发源而喷涌出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始发性界定的自为体系或许可以应然解答现代性权力的本质性基础和权力自身权利的问题。

 

人道主义,其首要的是关于对人的本质属性和人最深层义理的神性自由的涵义和内在祈向作出界定和论述,并在此神性经验的基础上发延出人具体的世间经验,即人在世界之中的根本态度和价值祈向。

 

人之所以为人,人的存在最根本性的基础场域和最终的突显意义就是人必须与那个使然整个世界存在,决定这个世界存在和显貌的绝对物本身以一种通彻与自明的某种连结方式发生交互关系,这也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亦人之所以更接近于“神”的本质性证明。如果这个绝对物与人的交互存在被彻底性的抹杀。那么,我们也就无法谈论人的任何存在意义。对人来说魂灵的生存与健康永远比肉体的生存与健康更为重要。而魂灵的健康首要的就是要与人或可能是人的肉体发生关联。否则,人本身及其肉体彻底的处于真空与虚无之中。而关于最深层的神性“自由”的经验和践履性问题,我们以一种人道主义的抽象论说方式来给予解释:人的“自由”的最高和最终的意义是,人与绝对物之间的交互关系必须是通彻自明、灵魂的无衰微和交互的永恒无碍。此种人的“自由”就是“至善之境”和“最高价值”的含义。也是“善性”(善行)倡导的根本缘由。

 

因此,在以“人”本身为至尊之轴展开的现代性权力谱系的内在建构之中,“人-道”交互的神性经验场域是作为权力源发存在的根本基础和权力谱系互联机制构成的最终决定因素;权力必须接受其生猛却隐默无声的决定性导引;权力必当映射与迂显神性体验世界的丰绕之域和其对世间活动的自觉性意识。

 

但是,现代性权力却在关注对人的世间具体的生存和活动的监督、管理和规训的同时试图通过一种灵魂改造术的复杂机制构成出人工化的机械灵魂以使得从人的内在性之中挤压进一种权力自身自构的权力运行的“法”的基础,从而使人自觉的服从权力的力向指导。而不是在这一基础的奠定视域中引入并突显“人—道”神性经验的决定性意义及其权威性。现代性权力谱系中的人道主义式的关怀处在一种对本源遮蔽的“无根”效应之中;权力对其真正本源的发言与回应几乎是完全沉默的。因此,在无比切近却又无比遥远的社会权力与“人-道”神性经验场域的关联中,这种关联意味着“碰撞”和“错位”。其所碎散迸裂出的猛烈花火伴随着死亡和悲怆的巨爆声响:生构出无根态的、僵死和虚无的群体主义意识世界;“人—道”神性经验场域滑向一种它自身“意谓”的“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

 

权力对“人-道”神性经验场域作为自身“根”意义的遮蔽,而将人的“人-道”神性经验场域置于人的心灵隐幽和幽暗的“最深”和最黑暗的底部。或许,这一最深源、最本质性的自在的人与自身灵魂的相会之所,只有在这一人的心灵的凄戚和孤寂的“夜”的黑静中被空灵的心灵之眼感悟、探微和触握;“人-道”神性经验的场域在与虚无的权力的群体主义意识世界的撞裂中永远意味着或许只能在这最孤独的凄悲中以个体的私域化的人的静悟方式才能被重新开显的“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

 

那么,究竟如此于人的深层中的孤独的幽深、隐暗和神秘的“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是为何貌象呢?世间的人的沉郁而深邃的心灵之眼又如何在自身孤寂深沉的践履之途中隐微且切实的探寻出在这一“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中自身灵魂的真实所处和灵魂的涌动所祈望的它不懈寻归的绝然自由的空灵天堂?而权力与“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的生生撞裂是否同一的四射出错位而融聚的光芒机遇?

 

展开对“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貌象的描述与对作为实际由它生根挺冒的决定性产物的权力及其谱系的分析和梳理是处于同一考察行为的视域范围。甚至于后者是这一同一考察具体操作的切入进口。因为共同式的群体主义的意识世界是显然和普遍的。或许只有通过此才能极为巧微的描画出在权力与私域空间始源关系的生成之刻留在权力谱系的极其晦暗之处却被深深遮掩的私域空间的远古踪迹。

 

人常常怀疑自身到底是不是被权力意在塑造出来的产物。至少可以断定这是权力时刻在世界无所不在的角落蹿行的意图。正如福柯曾在1975年左右通过对的权力谱系进行的深入且精密的分析所作出的认定,权力实质是权力组织的一种隐藏着“多条线”的“管理学”态度。权力在其谱系叠层而最外在的表然出的一种“明确性”的“姿态”是对人施以压抑、监督、规训和塑造。权力的力向含义都与身体主题及其相关项相关。但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一卷《求知意志》中深化论得了权力压抑机制的“复杂性”:对性话语的压抑本身同一是一种镶嵌着对性话语的传播和暗示;压抑似乎以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暧昧感迂回的“否定”自身;这一所谓“否定”却不意味着彻底的解放,压抑仍牢拽着自身“无可松懈”的力向方面,如在对待各式的性倒错。

 

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如福柯于1972年在美国阿狄卡监狱的表示:“监狱并不仅具有镇压功能,而且还有监狱权力的生产功能”。简言之,权力在生产着而不是权力的某种基础使权力生产它所认为的人应该担负的“善举”。“在区分‘排除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中权利通过真理和知识的生产来运转”(福柯)即意在构成自身“法”的基础——同一遮蔽构成“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权力视域中的它所生产出的“善”,它与被某种程度上允许和限制的“恶”的之间的差异交互,即自身伦理的主体性。

 

我们看到,“身体”和其相关项成为了权力侧重压抑的方向,而这相关于权力奠定之基的私域空间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此只能首先假设身体在人与世界之根、自我、灵魂的相关联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权力的力着目的是针对这种关联本身的否定还是特定的针对这种关联的某一具体形态?我们断言,人与世界之根(自我)的最恰然的相处“方式”即人的最深层的绝然性“自由”必须同时满足:一、自我的衰微;二、人与自我通彻自明的交互;三、这种交互的永恒性。那么,身体是否参与了人自我这一私域空间经验性意义的建设作用还是破坏作用?如果是前者则应然出现的图景:权力对身体压抑的主体倾向对应着人以身体性的照应方式接连着来自世界之根、自我的回应而构成“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的具体经验,但这一经验没有符合绝然性自由对这一经验的规范含义;即在人的恶性的经验中内发被自身给予一种为恶的躁动、恐惧、焦虑和迷茫。而不是焦躁处在无觅于自身灵魂的虚无感之中。而前者显然是一种透明经验的事实。

 

因此,我以这种对身体-自我的私域空间的考察系来参照作为权力谱系力向指导的结论是:由于身体-自我的私域空间没有处在“自由”的严格界定的意义之中,而对自我的“抽象”性“磨损”而造致自我的不断衰微。因此,权力将身体性世间行为当作为“恶性”的。而将对身体的抑制和规约与非身体性主体的建设当作是“善性”的。

 

但是,同时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由上而论,为什么权力对身体的恶性不采取全面而严密的压抑而采取一种较为策略和迂回的对“恶性”暧昧接洽。我们尝试这样解答:身体—自我的恶的通联关系是世界“现在”时刻惟有的通彻自明、自明的交互。即使这一“具体”的私域空间形态不断造致和恶化对自我或灵魂的衰微。但人仍以无比坚强的信念表达着对“善”、“人-道神性经验场域”彻底和最终自由意义的执著追寻,但人仍无法达至最终的“远方”而困顿当下的困境和危境之中;自由还没有来临;“善性”还根本无“善”本身奠基和依托。由此,“善性”也就只能在当下的时刻无比无奈的意味着一种抽象和靡弱的含义:“恶性”的对立面或“非-恶性”。因此人所处于此的当下最深层的困境之中同一所处在一种危境之中:人对惟一接恰灵魂的恶的“方式”的无法弃舍中无法远离“恶性”,却又必须抑恶而从“善举”。因此,在这样一个对恶性和善性都要无比切近却又都要无比疏离的困境中,人深沉和无比坚忍的践履在朝向最终的远方和最高价值的道路之中。

 

人的自在无待的理性与权力谱系的重叠荡然成形:权力对“恶”彻底压抑的“姿态”而又将此离析的复杂表达并对“善性”的倡导综合为:自身伦理的主体性(福柯)。

 

我们在此也更清楚的看到,“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与权力所处的自身整体场域的遮蔽性重叠的各重谱系:一、身体—自我的神性经验的通连场域;二、理性对“恶”的“容忍”即对“恶”的差异相关的诉求性;三、对“善”或“自由”的内在祈向;四、对身体—自我的神性经验的通连场域“逃离”欲望。

 

而人对“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的“一般性”经验是否存在可能?权力对“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的遮蔽是否是完全严密而毫无“溢出”呢?即如前面已经得到论述的结论,“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某一特定意义的形态或者说通彻于世界之根的“当下”的“方式”是身体与世界之根的交互。如此的交互及入化于世界之中的“恶性”会浸入与人的深层心灵而生发出对灵魂(自我)衰微的悲伤之感及先行的“崩毁”意识和对此来到的可能性的极大焦虑与恐惧。因此,当代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会把“身体-自我”的私域空间经验类型中的灵魂称之为“悲剧性之物”。

 

当人沉静于“夜”的凄迷的路途之中,洞悉着空灵的心底,将深深的感应到“恶性”之举所弥漫于夜的快感、躁动、悲伤、迷茫、恐惧和焦虑所共同会聚而成的癫狂浪漫主义的急速旋涡。在这一“恶性”的涡流急速将人拖入它无穷底的恐怖中心。人于此中深懵醒悟而在心灵的最深处呐喊“至-善”的救赎。人将在此刻由内而发的、非对待性的在世间去恶而行善;悲怆、坚忍的行走于对最高价值和最终幸福的践履之路——这是一条对“善”本身、对最深层义理的神性经验之域“自由”远方的追索之路。在路的终点意味着对“恶”本身的最终克服和对“善”最终意义的解答――路的践履就是对“善性”的进化和扬弃;以及祈向对践履非坐实化和实体化的颠覆――或许将伴随着超善恶的血腥与暴力。人就是如此一般性的孤独的把触着自身心灵底层的自在-孤独的私孤的私域空间。

 

那么,权力对自身基础的遮蔽是否也异化着将自身陷入在一种孤独呢?权力构筑着自身的“法”的基础是映射这样一种孤独而如此是否真的使其自身祛除它的孤独和不安呢?

 

权力永远无法最终真实而有效的回答:人去恶向善的最终导向效力的根源。因此,权力时常遭到它自身无法“容忍”的抵抗。这就是权力的尴尬与孤独的显现。

 

“自在—孤独的私域空间”与权力世界的碰撞错位必然形构出一种融通的复杂格局。这种融通的必然性就在于权力对私域空间遮蔽的无可阻挡的“溢出”。在它们之间的相关“重合”中权力在个人世界的法性失败却换得权力目的的稳固实现。

 

但是,私域空间中“身体”和“理性”的交互性中的“理性”的“性征”被权力遮蔽最深的是它对人与自我终极“自由”或最高“善”本身的追求。这是一种对“身体”与“理性”交互关系自身的解构和摧毁。也就是说,权力世界与私域空间的融通不仅在于,给当下权力的力效带来巩固。而且从于未来的可能,它却给予权力意义的“整体本身”带来“从头至尾”的颠覆。

 

 

 

 

二、具体性错位和融通:世间之爱与“幽灵之爱”

 

 

根据前面导论论述而得出的相关结论表明,权力谱系主要的三条线:权力对身体相关项表面上采取一种全面压抑的“姿态”如性压抑;但这种森严的压抑体系实际上隐蔽着对身体相关项的暗示与传播;权力的生产:对“善性”的强制和倡导,并且这种“善性”与“可容许”的“恶性”差异在一起——福柯“主体伦理学”。

 

因此,权力视域中的被牢琐却似乎又愚弄般的被有限制的释放的身体的“性欲”必然与一个“善性”产生差异的关联。

 

爱情就是这种差异体中的“善性”的一种具体的类型。我们也早已完全浸泡在“爱”的话语泛滥的世界中。关于爱情的话语总是源源不断从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传播手法被权力构造出来,塑造出关于人类的爱情及它的神话。而这种被权力生产和构造出的爱是无根的,它无法坚固,只有在权力世界与私域空间错位而融通的意义中,人之本在的爱的根才会彰显在世间的孤独角落。使人自身于“当下”不再依托于“权力的真理话语”而自觉且“无待”的爱并担负起来源于心灵深层的爱之责任。

 

但是,在这孤独的心灵与世界的“融通”中,“幽灵之爱”也随之登场。世间之爱的爱是“善性”的爱,而幽灵之爱的“爱”是朝向“善”本身的超善性和恶性的“爱”。如此的超然之“爱”具有着一种可怕的力量:对身体性欲的“恶”和理性或权力生产性的爱情的“善性”及其它们的差异体甚至“善性”包含着它的自身的全面和彻底的颠覆性尝试或摧毁,这是包含着它对自己的“自杀”;是对“幽灵”所意谓的最高价值和最终幸福的终极自由的达到。

 

 

 

 

 

三、超善恶性的“幽灵之爱”的“自杀”:身体性的自杀和家庭暴力的谋杀

 

 

对家庭生活世界涉及与暴力行为的考察,我们在此的考察视域只注目与男女间的家庭式的爱人关系。因为我认为就家庭关系的区域而言对个别区域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少就我们即要涉及的主题意义来说。

 

世间之爱的爱情对象性为你的“爱人对象”。爱人就是世间之爱的对象化产物。爱人代表着世间之爱。而幽灵之爱的“爱情”,意味着你把一种暂且称为“爱”的主体以一种“非常性对象性化”为一个“迷”一样的她,一个“幽灵”或“幻觉”。“她”从没有面目也没有任何可能借助想象还是理想而构成的具体的相关物。“她”只能意谓为人的最深层的心灵中最高价值和最终幸福涵义的“化身”。你有着世间之爱的爱情,而同时你必然把你的最为难解、复杂也最为空灵和深沉的“爱情”投向这个“幽灵之她”,那么具体的意味着你将在世间的你的家庭中必然朝向你的爱人施以家庭的暴力,并且这种暴力的量度持续稳定地增长着。因为,于困境的差异体中的灵魂在持续不断的衰微,在等待着最终至善的到达,渴望着幽灵之爱的“得到”,人对这种无限践履的道路必然会开始厌烦,他要得是道路最终的远方。危境在不断的加深,而通达远方的道路中的无限困境使人对无尽道路本身产生极度厌烦而开始从中表达出愤怒和挣脱的欲望。一旦你心中知道目的地的所在,你就会对道路的过程产生必有的敌意,即使必须行进在道路上。

 

但为什么必须使用暴力而不采取别的形式?因为暴力的方式给具有暴烈性,更为血腥,也就更表明出一种决断性和决绝性。它是一种追寻着“善”本身的超善性和恶(性)的决断的力量之美。它奋力在找寻着一种真正立命在“善”本身之境的“善性”而此或许根本不同于理性的善性或权力生产性的“善性”。

 

家庭的暴力的“谋杀”是对作为“身体—理性(权力)”差异体的“理性”的“化身”(家庭中的爱情对象)单向的超善恶的摧毁,但这一摧毁根本诉求所意谓着对“身体—理性(权力)”差异体整体的颠覆。因此,家庭的暴力的“谋杀”缺乏自身的这一“暗喻”的彰显和明示。

 

应该同时体现对身体和理性差异的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摧毁,即在家庭的关系中表现为:在对爱人的他杀中自杀。那必定是在一个严格限定的时机和节度之中使进那终极绚丽的时间之末。

 

 

 

                        

 2007-8-7

 

(《中国健康导报》)

 



发表于17:47:35 | 引用 (Trackback 0)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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